做法官，我很自豪

北京大兴人民法院红星法庭副庭长齐伟龙的故事

早上7时40分，齐伟龙骑车到大兴法院。把车放下后，再乘坐40分钟班车才能到达红星法庭。

9时，齐伟龙开庭审理当天上午的第一起案件。

10时30分，接待了一名当事人，20分钟后齐伟龙便出发前往大兴区房屋档案信息服务中心调阅档案。

回到法庭已过了午饭时间，齐伟龙冲泡一碗方便面，其间不断有当事人打来电话。

下午14时开始，开了两个庭，接待了一起案件的当事人，并回复了几名当事人电话。结束一天的工作，天已经黑了。这一天，齐伟龙又错过了回院里的班车，他整理好案卷回到宿舍。朱冉 摄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一个偏远的小村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和村里的许多老人一样，父母没上过学，认不得几个字，连写自己的名字都困难。”在这个1981年出生的年轻法官黝黑的脸上，丝毫看不出“80后”的倔强与叛逆，而是多了几分淳朴和坚毅。

　　齐伟龙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供养我和妹妹上学，即使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仍竭尽全力，支持我们的学业，是他们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坚持。没有他们的坚持，我不可能上大学、读研究生，更不可能进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成为一名光荣的法官。”

　　我的父亲母亲

　　“我小的时候，父母靠种村里的几亩地为生，虽然穷点，但生活还算轻松。”如今的齐伟龙已经是大兴法院红星人民法庭副庭长，回忆起小时候的事，他嘴角微微上扬，清澈的眸子像个纯真的孩子，“我从小成绩就好，那时候开家长会，家长的座次是按孩子成绩排的，父母每次都能坐在第一排，这让他们特别骄傲。”

　　“父母常跟我说，‘咱们是农民，家里穷，别的咱和人家比不了，但是咱可以跟人比成绩！’我到现在都记得每次说这话时父亲脸上骄傲的笑容。”齐伟龙说，“村里很多亲戚的孩子没有上完初中就出去打工挣钱了。也有亲戚劝我父母，说上那么多学没什么用，不如让孩子早点打工挣钱，补贴家里。我父母每次都很坚定地说，‘再苦再累也得让孩子有文化，不能像我们一样做睁眼瞎。’”

　　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齐伟龙更加刻苦用心了。考初中那年，由于数学竞赛成绩优异，齐伟龙被市重点大庆一中破格录取，并减免了全部学费。齐伟龙开始了新的求学路，父母也开始了他们的苦难生活。

　　“我在市里住校，父母为了照顾我，在市里租了一间很小的民房。田地只得交给家里的亲戚耕种。农民不种地就没有收入，我的学费虽然学校免掉了，但在学校的生活费、父母的房租和生活总得有来源。于是，父母就在学校不远的过街天桥下推车卖起了金饼（烙饼卷菜）。”

　　那些年，齐伟龙的父母每天11点睡觉，凌晨2点半就起来做饼，做到早晨6点开始炒菜，然后推着小推车在天桥下站上整整一天，直到准备的饼和菜全部卖完。

　　“我记得一张饼能买5毛钱，父母还挣不到1毛钱。我每天10块钱的生活费，就是他们一张饼一张饼地攒出来的。”齐伟龙的声音有些哽咽，“如果不是当初那么辛苦，父母的身体也不会那么差。母亲每天都要削整整两箱土豆，因为睡眠不足，有时削着削着，打了个盹，就把手给削破了。鲜红的血汩汩地冒出来，母亲就把手放在嘴里，过一会儿血止住了再接着削。”

　　“东北的天，那么冷。母亲在天桥下一站就是一天。我常常看到她冻得手都肿了，回家用酒擦一擦，第二天接着站在天桥下北风中叫卖。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每到寒暑假我都会帮父母做饼，和他们一起到街上去卖。那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城管。一听说城管来了，母亲推着车拼命地跑，我和妹妹惊慌失措地紧紧跟在母亲身后。”齐伟龙说，“那段日子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梦魇，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做梦梦到那时的情景，醒来之后还觉得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沉沉的。前几天，妹妹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她在路上看到城管在追小贩，让她想起了小时候，心里很难受，就蹲在路边哭呀哭，整整哭了半个小时。”

　　“所以现在我很同情路边的小贩。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他们的痛苦和艰难。”

　　“父母为了养我，供我上学，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多了。”齐伟龙轻轻地叹了口气。

　　当梦想变为现实

　　目睹了父母的不易，齐伟龙更加发奋学习，高考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

　　在大学里，这个行政管理专业的法大生第一次接触到了法律这门逻辑性极强的学科。齐伟龙一下子着了迷，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坐在庄严的法庭上，身穿制服，惩恶扬善，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使者。

　　为了这个梦想，齐伟龙毕业后放弃了回家乡做区委秘书这个大有前途的职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攻读法大公费研究生，从此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报考了三个法院，可是前两个志愿都被刷下来了。”齐伟龙心急如焚，“我的愿望还能不能实现？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只要能先让我进到法院，哪怕我干得不好再让我出来都行呀。”

　　有志者事竟成。齐伟龙就这样机缘巧合地被他的第三志愿北京市大兴区法院录取了。

　　“知道被录用了，我高兴得差点没跳起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齐伟龙说，“我父母为此兴奋了好几天。”

　　“知道我进法院了，父母都很高兴，不停地叮嘱我，‘法官是个良心活，你以后可得好好工作，为老百姓办事，千万不能办亏心事。’”

　　带着父母的嘱托，齐伟龙走进了法院。从书记员、内勤到独立办案的法官，再到独当一面的副庭长，齐伟龙的每一个脚印都走得坚实有力。

　　“我儿子没了，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不指望他步步高升，就希望他能脚踏实地，一步步地干好他的工作。”谷大妈口中的“他”，指的就是齐伟龙。

　　谷大妈是几年前齐伟龙接待过的一个信访当事人。

　　2003年，谷大妈与丈夫离了婚，当时双方同意房子归其前夫，前夫补偿谷大妈部分装修费。多年过后，房子升值，价格翻了很多倍，谷大妈就觉得当初的分配不公平，要求法院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当得知案件不符合再审条件后，不了解法律的谷大妈觉得法院偏袒前夫，欺负自己是外地人，于是到处上访。

　　信访案件被安排给了当时还在安定人民法庭的齐伟龙。

　　“我没文化，你可别糊弄我！”第一次见到齐伟龙，谷大妈毫不客气。

　　“大妈，您放心，您看我像坏人吗？我为什么要糊弄您呢？”齐伟龙和颜悦色地给老人端了杯水，然后耐心地用通俗易懂的话为她讲解法律规定。

　　“他和别的法官不一样。”谷大妈回忆起当初对齐伟龙的不友好，面露惭色，“不管我态度多不好，他都和和气气，不管我说的对不对，他都耐心地听我说完，还耐心给我解释法律。他的话都在理，我信他。后来他还帮我向政府要了6万元的补助。我知道，他帮我要钱也不容易。”

　　如今，谷大妈早已不再上访，而齐伟龙也从此多了一位母亲。每年，谷大妈都会亲手做一双鞋垫送给他。

　　“每年办这么多案子，说不累那是假的。可是每当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别人解决了问题，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齐伟龙回忆起2009年办过的一起案子，“原告是大兴区青云店镇一个智障妇女小顾。和丈夫结婚后，村里每年都会按人头分3万元给村民。夫妻俩离婚后，小顾的父亲去村委要女儿的3万元，村里却说并不知道二人已经离婚，按照家事代理，已将这笔钱交给了小顾的丈夫（前夫），村委会不存在错误。为要回这笔钱，小顾把村委会告上了法庭。”

　　无法证明村委会知道小顾夫妻俩已经离婚，就可以以家事代理判决驳回小顾的诉讼请求。

　　齐伟龙没有简单下判，向双方了解情况后，直觉告诉他，村委会应该知道二人离婚的情况。

　　“我想必须得去查一查，能查出来最好，真的查不出来，我努力过，也不会有遗憾了。”

　　齐伟龙来到小顾前夫的家里。

　　一番家常聊过后，齐伟龙步入了正题：“村里把小顾那3万元钱给你没？”

　　“给了。”小顾的丈夫回答。

　　“给你了？那小顾怎么说没给呢？你们俩闹离婚，可别把村委会搭进去呀，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随后，齐伟龙又问了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是给的现金呀，还是转账？让你签字了没……”

　　趁小顾的前夫放下了戒备，齐伟龙又问：“领钱之前你让村委会看过你的离婚判决没有？”

　　这句话问出来，齐伟龙的心突突地跳。“我当时紧张极了，就好像自己干了坏事一样，但表面上还故作镇定。”回忆当时的情景，齐伟龙笑了。

　　“村委看过。”齐伟龙等的就是这句话。小顾的前夫说完之后，齐伟龙就让他在笔录上签了字。

　　有了这份笔录，村委会再也没法辩驳，小顾的权益得到了保护。

　　“做法官，最让我骄傲的就是能够为别人办些实实在在的事。这也是我不管多忙多累，仍愿意留在法院的原因之一吧。”

　　当事业撞上家庭

　　正当齐伟龙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不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个多舛的家庭。

　　2012年，齐伟龙的母亲因糖尿病并发症而双目失明。

　　“那年11月，我带母亲去同仁医院看眼睛，医生看了之后说要马上手术。那时正是年底结案最忙的时候，手上那么多案子要结，法庭离同仁医院又那么远，如果母亲这时候住院，我实在没有精力照顾她。于是我跟医生说，我最近太忙，能不能明年再来手术。医生没好气地扔出一句，‘你自己看着办吧。’后来我就带母亲回家了。”齐伟龙沉默了一会儿，“等我忙完，第二年春天带母亲来同仁医院手术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已经太晚了，手术也没有用了。我真后悔，我没有想到这么严重，母亲为我付出了那么多，而我却把母亲给耽误了。”

　　齐伟龙的声音哽咽了：“我每每看到母亲明明看不到还佯装没事的样子，心里就难过。母亲还安慰我：‘没事，我这么大年纪了，无所谓。你要好好的，可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的工作。’”

　　2013年春节后，母亲突然发病，被送到ICU抢救，后被诊断为尿毒症、高血压、全身多个器官衰竭。在住院两个月后，出院不到一周又被再次送往医院抢救，并一直住院近半年之久。带着对母亲的愧疚，每天下班后无论多晚，齐伟龙都要骑自行车赶到医院陪在母亲旁边聊天。

　　自2012年母亲生病后，为了随时都能检查母亲的身体情况，照顾母亲生活，齐伟龙学会了使用血糖仪、血压仪、胰岛素注射，学会了高血压药的搭配和检测。在母亲去阜外医院检查时，因为上班没有时间陪同，齐伟龙将自己几个月中对母亲血压血糖监测和用药情况写了满满一页情况说明和自己的判断意见。专家看了，向陪齐母看病的朋友夸奖，病历分析已经写得和他们医院的医生水平差不多了。

　　一边是堆积如山的案卷，一边是生病住院的母亲，齐伟龙的精力已经被耗尽，再也分不出精力照顾怀孕的妻子。

　　“对妻子我也是愧疚的。整个怀孕期的产检，我没有一次陪在她身边。”齐伟龙说，“有一次，我从医院回来都晚上10点多了，看到妻子一个人坐在小区的长椅上哭。我的心如刀绞。从早期的先兆流产，到后来的疑似唐氏综合征，我没有一次陪在她身边，别的孕妇都是丈夫陪着散步，陪着产检，各种照顾，而妻子只能独自承担这一切，我除了一句苍白的‘对不起’，什么也为她做不了。就在女儿出生的第二天，我就回法庭开庭了。”

　　“其实，我的压力也大。常常是看完母亲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一路走一路哭。到了家门口，为了不影响怀孕的妻子，赶紧擦干泪水强打精神。”

　　“人都说祸不单行，2014年底，来北京照顾母亲的父亲又查出了肺癌。因为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医生建议保守治疗。为了不影响他的情绪，我向父亲隐瞒了他的病情。可是每次看父亲拖着病体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去医院透析时，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齐伟龙低着头，“父母为了我遭受了那么多苦难，我能为他们做的却这么有限。”

　　“父亲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咱家的骄傲，好好干，千万别因为家里抵不住诱惑，干出让人瞧不起的事。’”

　　“有人说，齐伟龙，你母亲病重，妻子收入不高，又有年幼的孩子，你就没有想过辞职找一份工资待遇高些的工作？我想了想说，做法官虽然不能给母亲太好的医疗条件，也不能给女儿积累多厚的家底，但是，这是我的梦想。”（陈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