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42岁的张轶民来说，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安贞活动站是他生命里的一处烙印。2013年1月，他告别公安部的机关大院，前往安贞活动站出任站长，从此成了70多位离退休老人的“管家”、“小友”和“孩子”。

　　在此之前，他从未与这么多老人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在此之后，他再也舍不得离开这群老人。

　　他说，表面上，是他赢得了这群老人的心，其实，“是老人们让我动了情”。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通过一场场的“观察”

　　“我一直在观察你。”当83岁的韩缉熙说出这句话时，张轶民已经当了6个月的站长。

　　“观察”，是初来乍到的张轶民面对的第一道门槛。

　　韩缉熙是老刑侦，经手的案件与公文不计其数，眼光之锐利，做事之认真，在整个安贞站是出了名的。老人对张轶民的“观察”，止于一幅数十年前的字。

　　韩缉熙喜欢书法，公安部的大楼里有他多年前写的一幅字。张轶民偶尔路过，见到落款眼前一亮：“这不是我们站的韩老吗？”于是随手拍了下来。后来有一天，他陪着老人们聊天，韩缉熙兴之所至聊起书法。张轶民顺手把手机里的照片给韩缉熙看，没想到却让老人大为感慨：“几十年前的东西了，难为你还找得到。”

　　老人就此成了张轶民的忘年交。张轶民策划的每一个活动，他都是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基于几十年工作经验提出的建议，更是让张轶民受益匪浅。

　　但张轶民心里清楚，他面对的，绝不只是这一场“观察”。

　　2002年建站的安贞活动站，下辖安华西里、东土城、208监区等4个支部。站里服务的70多位公安部离退休老人，大多阅历丰富，不少甚至是公安部刚组建就加入的老人。他们人生经历丰富，要想通过他们的“法眼”，并不容易。

　　58岁的王福琴性格爽利，是208监区支部的活跃分子，张轶民陪她走访过许多老人的家。每路过一家，她都会被张轶民“惊”一下。她说，知道老人的家庭情况不稀奇，可是“他连谁家的孙子几岁，在哪上学在哪上班，统统说得比报菜名还顺溜”，这就让她不得不服了。

　　但张轶民告诉自己，这不过是身为站长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他说，要是连老人家里的基本情况都记不住，怎么可能开展好后面的工作？

　　用细心和耐心满足老人的诉求

　　年过八旬的公安部老干部董春岚，独自和有精神疾病的女儿住在一起。每次有人去她家，她的女儿都会阻拦，有时甚至还会破口大骂。这让很多人不敢登门。

　　张轶民却喜欢去，三天两头地去，被骂得满脸通红也去。不仅仅因为董春岚是他的服务对象，也是因为，“我看着心疼。”张轶民说，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到了享福的年纪却还得惦记着照顾孩子，“日子过得太苦了”。

　　去得多了，董家女儿慢慢不骂了，后来，她还主动和张轶民聊天。再后来，她甚至主动给张轶民打电话，提出要去医院看看病。发病这么多年，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张轶民赶紧帮她安排住院事宜。

　　治疗之后的董家女儿基本恢复了正常。令董春岚老人日夜揪心、以泪洗面的心事，终于可以渐渐地放了下来。

　　2015年5月2日，董春岚老人安然离世，所有后事，她的女儿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这井井有条的背后，是张轶民的事无巨细。老人辞世前一天，正值五一小长假，张轶民从堵成一锅粥的高速一路赶回，6个小时路程里不断的电话和后事期间的关心，是给深受打击的董家女儿最好的定心丸。

　　在外人看来，连精神病人都能“搞定”的张轶民，一定是个口才惊人、见谁都能说两句的“自来熟”。但事实上，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如果旁人不主动说话，他几乎可以安静地坐一整天。

　　因为他的安静，不少人曾经对他在安贞站的工作有过一些担心。但他做得出人意料的好。2014年底年终考核，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组织对全部工作站进行测评，老干部们匿名打分，张轶民所在的安贞站高居第一，接近99分。

　　张轶民喜欢用“心疼”来形容他对这群老人的感情。心疼他们在人生路上的风雨，也心疼他们人到晚年后的各种无能为力。

　　因为心疼，他会绞尽脑汁发掘每位老人的兴趣点，陪他们聊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因为心疼，他愿意奔波数月，请老人们所有的儿孙为老人录一段生日视频，只为了圆老人一个全家团聚的梦。

　　张轶民说，正是因为自己的内向，让他更多了一份细心和耐心。他很少着急，即便是老人再糊涂的表达、再啰嗦的话语、再细微的诉求，他也愿意一直听下去，然后默默地尽力去做。“对老人来说，倾听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实现就更是一种满足。”张轶民说。

　　除夕夜离家返京为离世的老干部奔丧

　　今年2月18日，大年三十，人在沈阳老家的张轶民有些坐立不安。78岁的丁广荣老人从去年2月起就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他的病情，是令张轶民坐立不安的根源。

　　从踏上火车那一刻开始，他每隔几个小时便会给丁广荣的老伴王正荣发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因为担心鞭炮声太响盖住了电话铃声，他还将自己爱人的手机号也给了王正荣：“万一我的电话没人接，你就再打这个电话。”

　　2月18日19时46分，他成了除丁广荣家属之外，第一个得知老人离世噩耗的人。几乎是第一时间，他翻出了手机里早就收藏好的、当天沈阳到北京的列车时刻表，买了最近的一趟火车票，踏上了返京之路。

　　没有人舍得他走。他的父母身体不好，手术都做过好几次。春节是他难得可以回家尽孝的时刻。这次自己踏着除夕的钟声离家，父母会是怎样的心情，张轶民不敢想。

　　其实他也可以不走。早在离京时，他的同事就已承诺，一切都有他们，让他安心回家过年。但他最终还是踏上了离家的火车。那是一晚完全一个人的大年夜，他从一场生离，奔向一场死别。

　　次日清晨，当看到张轶民出现在老人床前，王正荣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张站长，就是亲生儿子，也不一定做到你这样啊！”

　　衰老、病痛、死亡……对张轶民来说，从他成为安贞站站长那天开始，这些沉重的词语就成为他和同事们必须面对的常态。“老人把生老病死托付给你，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

　　为了这份信任，他们需要比一般男人更孔武有力。老人们大多住的是旧房子，电梯间和房间狭小，一旦发病，担架很难上去，全靠张轶民和同事们一路背上背下。王正荣至今记得，当一米八几的丁广荣压在张轶民的背上时，张轶民那憋红的脸和紧咬的牙。

　　有时候，他们又需要比一般女人更温柔体贴。病中的老人容易情绪化，亲人去世后的家属更容易情绪失控，需要有人一直倾听他们的伤痛，直到他们平静下来。

　　有时候，他们还要精于算计。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王平一直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为了用固定的金额买到更优质的花束和更合适的慰问品，张轶民常常一跑就是好几个超市，更是京郊各大花卉市场的常客。“事情怎样都是做，但像他这样不惜时间精力，大事小事都替人着想的，不多。”王平说。

　　离职不离岗，一切为了“尽力”

　　今年5月，张轶民申请辞去安贞活动站站长一职。

　　这是一场“古怪”的辞职。

　　他坚定地申请辞任——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局长毕晓明再三挽留，但张轶民态度坚决，“站长这份工作分不得一点心，我不想占着位子，却又做不到。”

　　他又坚持着不肯离开——离退休干部局原本决定将他调至离他住处最近的木樨地工作站，他却说：“对那些老人们都有感情了，还是让我留在安贞吧。”于是现在，他成了安贞活动站的一名调研员。

　　站长之外，张轶民的另一个角色，是父亲。

　　因为先天性的原因，他的孩子发育相对迟缓。张轶民几乎将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倾注到了孩子身上。大多数的工作日中午，他都会驱车将孩子送往南城的康复中心，然后再赶回来上班，下班后再把孩子接回家里，周末更是几乎泡在了康复中心里。

　　这场“古怪”的辞职，对他来说更像一场情感的拉扯。他一面揪心着下一代人不可知的未来，一面却又放心不下上一辈越来越需要人照顾的现实。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将是一场持久战。“不管结果怎样，我自己总要尽力。”他说。

　　张轶民对“尽力”的定义，远比一般人严苛。不是没有人劝过他，当站长和照顾孩子并不矛盾，好不容易取得的成绩，不要轻易放弃。但对张轶民来说，站长的意义，是更多的责任和尽力，而非所谓的成绩和名利。

　　老人们对名利的淡泊和对原则的坚持，是张轶民下决心辞任的根源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刘瑞珍老人，由于1949年9月份工作变动，导致她档案中的工作时间被错误地记录为1949年10月。30多年后，尽管她当时负责人事工作，也有可能找到证明人证明她实际的参加工作时间，可她却坦然接受了退休干部的身份：“现在这样就很好了，不要再给组织添麻烦了。”她说。76岁的张佳良老人，走路都不大利索，却可以为了党的一项决策和他人一争论就是一下午。张轶民说，当站长这几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我只有尽力向他们学习”。

　　事实上，老人们比谁都理解他的决定。“谁不是为儿女操碎了心呢？我们都盼着他和孩子好。”老人们说，“只要他还在，就好。”

　　张轶民的回答是：“我当然会在。我怎么舍得不在？”（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