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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信访户转变为“全国人民调解能手”

2015-03-26 08:55:34 http://www.chinapeace.gov.cn/ 来源:平安浙江网 

  几年前,她因为父亲家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当了一回信访户。在和街道干部、调解员接触的过程中,能说会道的她,被街道书记“相中”,引荐成为了人民调解员。

  街道书记可真是个“伯乐”。她在成为专职人民调解员之后的4年里,凭着一副热心肠,化解了上千件大大小小的纠纷,斩获了“全国人民调解能手”的殊荣。

  她叫张玲玲,是温州鹿城区滨江街道驻蒲鞋市派出所调解室的人民调解员。在她看来,人民调解员就是一份为她“量身定制”的工作。

  不打不相识 从信访户到调解员

  5年前,我在广东一家造船厂做管理工作。父亲还在温州老家,就住在滨江街道。当时,老家的房子因为旧城改造要拆迁。我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拆迁补偿款的问题上,和开发商有一些分歧,一直没有妥善解决。

  父亲当时已80多岁了,整天因为补偿款的事情心烦气躁。于是,他把我从广东叫了回来。

  我也尝试和开发商沟通,可却没有什么效果。既然问题在家门口解决不了,我就跑到上头去信访。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刁民,总有一个听我说理的地方。

  可是,我被街道干部和调解员劝回来了。他们召集我和开发商代表坐下来谈,几番沟通之后,我们达成了共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人民调解,也是第一次那么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春风化雨的劝解,真的能让冰雪消融。

  不过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活会和调解扯上什么关系。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挺意外的。

  一次,辖区的派出所民警找到我,说他们有个调解室需要人民调解员,有人觉得我很合适,向他们“引荐”了我。于是,民警专程来问我,愿不愿意试一试。

  没错,我从小就爱打抱不平,一直都是快人快语的性子。年轻时在厂里,就凭一张嘴,喝退过举着刀子斗殴的大男人。但说实话,我在广东的工作干得好好的,真没想过要在50多岁的年纪,转行挑战新的领域。

  究竟是谁推荐的我?我很好奇,追问了半天,才知道是街道书记王炯。

  在为父亲争取拆迁赔偿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过招”过。吵着吵着,就熟悉了,也算是“不打不相识”的缘分。

  书记怕自己找我来说,我不会同意,就让派出所民警来当“说客”。他觉得,我肯定能胜任这份工作。

  既然当初的“对手”都那么信任我,要不就去试试看?

  2011年,我辞掉了收入还不错的工作,回来当起了人民调解员。我不知道自己这个选择,会面临怎样的未来。

  但是渐渐地,这份忐忑消失了。

  一开始,我在派出所里跟着师傅“实习”。其实就是坐在一旁,看民警如何调解纠纷。有一次,在一旁听得实在坐不住了,就插手上阵。没想到,让民警头痛的场面,被我给劝和了。

  很快我就转正了,那之后便一发不可收。看着碰到纠纷的居民愁眉苦脸地来找我,最后都能心情舒展地走出调解室,我真的太有成就感了。我开始爱上了这份能给予别人幸福,也让自己觉得幸福的工作。

  调解需要热情 更需要智慧

  不久之后,鹿城区招聘专职人民调解员,我果断报了名。可当时的招考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我只有高中文化。于是,我就到招考单位去毛遂自荐,把自己之前调解时的笔记拿给他们看,和他们分享做调解员的心得。

  我想表达的只有一个意思:做人民调解员,最重要的不是学历,而是经验。我之前在企业做管理工作,文化水平完全可以胜任调解员的工作。最关键的是,要有一颗愿意为这份事业奉献的心,这个我有。

  后来,我“破格”参加了笔试面试,成为了一名专职人民调解员。

  干人民调解工作,其实有很多讲究,不能光有一副热心肠,有时还需要几分智慧。在调解每一起纠纷时,都得琢磨当事人的心理,知道“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在我们辖区里,有这样一对当事人,一方叫赵刚(化名),是外地来打工的;另一方叫李瑛(化名),一家子都是本地人,也都有体面的工作。

  双方之所以闹矛盾,其实是因为一个误会。赵刚听不懂本地方言,以为李瑛丈夫的一句话是在骂自己,就动起了手,李瑛来给丈夫助阵,被赵刚打伤了头部。李瑛不愿意和解,要求派出所拘留赵刚。

  赵刚身体不好,在一家单位当门卫,微薄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三代人。他放话说:拘留我好了,我出来后,你们一家也别想活了!

  赵刚的妻子忧心忡忡地找到我。她说如果丈夫被关进去,真的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可是调解得以双方自愿为前提,李瑛当时的态度,没有半点回旋的余地。

  于是,我买了水果让民警带路,去敲李瑛家的门。好不容易哄着她开了门,对方的态度可想而知———没得商量。

  我呢,也不着急调解,跟着民警喊她阿姨。“李阿姨,换成是我呀,我也不愿意调解。又不是差这几个钱,为的是一口气啊。”我这话一出,马上起效果了,李瑛拉着我的手说:“只有你懂我啊。”

  完全站在她的立场上进行一番沟通之后,李瑛彻底把我当自己人了,还说“以后别叫阿姨,多见外啊,叫姐”。

  和我一同去的年轻民警看得一愣一愣,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平时生活里,我是个急性子,可是调解是不能着急的。

  之后,我又登门好几次,送去了自己做的手工小包,李瑛很欢喜,他们一家人都对我非常信任,每次都热情招待。估摸着时机成熟了,我才真正开始做工作。

  “我完全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也得为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考虑。万一赵刚真的破罐子破摔怎么办?你用一家人的安危去赌这一口气,值得吗?换个角度说,我们能有这个缘分认识,成为知心姐妹,其实也是他给牵的线啊!”

  李瑛的儿子儿媳见我说得在理,也跟着一起,把她给说服了。

  最后,赵刚家赔偿了2万元钱。他妻子拉着我的手,说我救了他们两家人。

  受命“拆弹”真心换来顽石回头

  到如今,我干调解工作已经有4年了。这4年,过得忙碌而充实,成功调解掉的纠纷有1200多件,涉及到的当事人超过3000名。好多人逢年过节都会给我发个微信,说一声问候。

  最常和我联系的,是一个叫阿黄(化名)的东北汉子。他的那起纠纷,当时闹得很大,我也是“临危受命”才结识了他。

  阿黄那年39岁,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20年前还坐过牢。他在温州认识了一个19岁的湖南姑娘,姑娘被他身上强烈的“江湖气质”吸引,和他私奔去了东北老家。

  姑娘的父母苦苦寻找了3个月,找去了阿黄家所在的派出所,向民警报案说他“拐卖妇女”。

  民警找到阿黄和姑娘,姑娘说自己是心甘情愿的。阿黄也仗义,看着姑娘的父亲在女儿面前下跪,母亲又寻死觅活,就对她说:“你先回去,我混出点样子再来找你。”

  姑娘回了温州之后,在周围人的竭力劝说下,改变了主意。当阿黄穿得体体面面,揣着几万元钱来找她时,得到的却是分手的消息。不仅如此,姑娘的父亲还拿刀子砍了阿黄。

  因为伤势没有达到轻伤,无法追究姑娘父亲的刑事责任,阿黄在医院治疗期间,花光了身边所有的钱。饱受打击的阿黄让姑娘的父亲赔他10万元钱,对方不同意。当时,阿黄住院时在医院留的资料是“无名氏”,要走诉讼途径又面临取证难的问题。

  阿黄很受伤,在公开场合扬言要报复社会,甚至都已经踩好了点。他的言行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于是,我受命拆除这个“定时炸弹”。

  我找他,每天让他到我的调解室里沟通、谈心,下班后也一直保持联系。中午,我们一起在办公室吃盒饭,我总是把好吃的夹到他碗里。或许是长久没有亲情的关怀,他从抵触到沉默,再到渐渐开口。

  直到有一天,我满头大汗地拿着盒饭摆到桌上招呼他吃时,他拿出一张纸巾,给我擦了擦汗。那个瞬间,我特别感动。

  之后的几天里,我继续开导他,还帮着联系律师给他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而他呢,就在调解室里继续跟着我工作。有时他在一旁听着当事人为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还会拉着他们说,你们别说了,你们就听大姐的,大姐是个好人。

  两三个星期之后,阿黄彻底放弃了报复社会的念头,也不再提过高的赔偿要求。最终,他拿着3万块赔偿款,去了福建创业。

  事后,阿黄还跟我开玩笑说:“玲玲姐,我原来是个烧不熟、煮不烂的硬石头,怎么偏偏被你感化了呢?你真牛!”前阵子,他还给我发来微信,说自己在福建开了个小店,做了小老板了。

  知道他一切都好,我心里特别高兴。那份喜悦,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幸福。

[责任编辑:王春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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