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管理 夯实法治基础

2014-11-04 10:32:29　http://www.chinapeace.gov.cn/　来源：湖北日报　

武汉会议特别报道

创新社会管理夯实法治基础

——“深化平安中国建设会议”经验摘登

　　北京

　　律师公益服务点亮法治信仰

　　2001年10月，河北农民郭增光领着67个同乡到北京打工，被老板拖欠工资3.3万余元。两年时间里，他往返河北老家和北京30多次，但讨薪依然无果。

　　就在郭增光最绝望的时候，一位名叫佟丽华的律师走近了他。历时三年，佟丽华帮他们讨回了3万多元工钱。“对法律信仰的呵护，不仅关乎个案公平，更关系社会肌理健康。”本着这样的想法，2005年，佟丽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到2013年底，超过43万农民工直接从这个法律援助站所推动的免费公益法律服务当中获得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站直接推动办理的案件超过3万件，直接给农民工拿回来的钱超过4.3亿元。

　　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不收农民工一分钱，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政府政策资金上的大力扶持，体制机制上的灵活创新。北京市把对低收入群体的法律援助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了《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等文件，形成了完备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

　　经费保障上，法律援助经费投入4年内翻一番，法援案件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件2000元。体制机制上，开通便民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实行“点援制”，受援人可以直接选择律师；推行“双援制”，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参与接待。

　　每一项举措，每一次创新，都让法律援助门槛更低，更简便，更贴心。

　　近年来，北京对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青少年等特殊群体推出有针对性的服务举措和优惠政策。2003年以来，近2万名执业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5.1万余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约16.7亿元。由此律师行业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专职公益律师。

　　在北京，律师公益法律服务不仅是一双双倾听的耳朵，也是越来越多走近居民的脚步。2011年，北京开始打造“法律服务村居行”特色品牌活动，674家律师事务所与全市所有6561个村（居）委会“一对一”结对。从此，每个社区、村庄都有了自己的专职律师。

　　法律，走进人们的生活，化解烦恼；法律，也走进人们的心里，铸就信仰。法治的力量，成为这座城市进步和发展的助推器。

　　安徽

　　“关笼子”倒逼综治上台阶

　　7月2日，安徽省综治办约谈了今年被关进“笼子”的马鞍山市雨山区的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雨山区区委书记郎平怎么也没想到，作为安徽“开发皖江、呼应浦东”战略的东大门——马鞍山市雨山区，这几年经济发展上去了，却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上被省里关进了“笼子”。

　　“关笼子”，就是每年对发生比较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尚不够一票否决的县（市、区）进行重点管理，由省综治委（综治办）直接联系，限期整改。

　　这项制度建立于2008年，当时，安徽的综治领导责任制还不够完善，制约综治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很难保证综治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问题倒逼，工作需要。安徽省综治委、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监察厅、省人社厅联合出台《安徽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管理县（市、区）实施办法》，建立了综治重点管理制度。各地也普遍建立了相应的制度。

　　重点管理制度不是另起炉灶，是在既有综治工作制度框架体系内的有益探索，是对一票否决权制的具体化。

　　被关进“笼子”的县市区及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一年内不得评先受奖；原获得平安县（市、区）荣誉称号即被取消；还将记入党政领导干部综治工作实绩档案，送省委组织部备案。而在一年的重点管理期满后，经检查考评仍不合格的，再实行“一票否决”。

　　自2008年“重点管理制度”实施以来，安徽省已先后5次，对25个县（市、区）实施了重点管理。

　　2008年10月20日，安徽省太湖县因交通营运问题引发一起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暴露出该县综治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应急维稳机制不健全、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化解等诸多问题。太湖县也因此在2009年被省里关进了“笼子”。

　　县领导深刻反思，出台多项整改措施，实施标本兼治。一年整改，太湖走出了“笼子”。自此，太湖县再没有发生过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群众的安全感连续三年在全省105个县市区中排名前十，2011年被恢复“全省平安县”称号。

　　广州

　　“盘查战法”造就平安地铁

　　犯罪嫌疑人欧长生，男，26岁。曾于今年6月、7月对京广高铁衡阳段实施破坏行为，造成两次高铁列车停车事件。7月15日，他又在广州制造了公交车纵火案，案发16个小时后，被警方抓获。欧长生供认，为求最大破坏效果，他爆炸纵火的首选其实是人员密集、不易逃脱的地铁车厢，然而半年之内他三次进地铁站踩点，均被执勤民警盘查询问，才无奈放弃了在地铁中作案的念头。

　　地下轨道交通，一直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恐怖袭击的目标之一。自1997年开始，广州地铁已建成9条地铁线，全长246.5公里，运营里程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客流密度和线网客运强度居全国之首。如此漫长、拥挤的地铁网络，公共安全如何保障呢？

　　实践证明，优化勤务模式，加强立体盘查是最有效手段。广州地铁采用“人检”、“机检”、“犬检”相互配合的立体巡查方式。“机检”、“犬检”很好理解，而所谓“人检”，则是指民警对手持大包或神色可疑的乘客进行盘问查证，设卡做到“逢包注意，可疑必问”。在环境复杂的重点站，民警、保安员和地铁站务人员科学分工、有效配合，对乘客进行盘查抽检，广州市地铁分局将之称为“盘查战法”。正是有效运用了这样的“战法”，才使欧长生未能在地铁中实施犯罪行为。“看了可疑的人他就查证，我以前不知道被查了多少回。”欧长生曾如此表示。

　　盘查战法，讲究的是“明暗结合”、“虚实结合”。民警带领保安在入口处有选择地查验乘客身份证，简单询问，这是明查；便衣民警在入口通道或监控室严密观察守候，留意神色慌张、不配合查验或看见民警查验就逃离现场的可疑人员，这是暗查。

　　明暗结合，极其讲究盘查人员的合理站位和视频监控的合理分布。一般来说，视频监控要能拍到盘查点前方一个合理范围，便于对即将接受盘查的乘客进行有效观察。另外，根据不同站点的地形特点，巡逻保安也要合理站位，既要位置明显，对可疑人员有所震慑，也要便于迅速出击，到达现场。

　　四川

　　联勤联动打赢治“超”攻坚战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已成过去时。截至目前，四川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5241公里，居全国第五、西部第一，进出川通道达15条。预计到2017年，四川省的高速公路将达到7000公里。不曾想，这组让人振奋的数据背后，却暗藏着无法回避的残酷现实——

　　2013年9月15日达州渠县、12月8日成自泸高速公路相继发生两起因货车超载、超限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28条鲜活生命瞬间湮没在车轮下。其中，“12·8”事故中，肇事货车连续冲撞18辆车，且向前推行了200多米。据高速交警介绍：“肇事货车核载26吨，但实载却是73吨，严重超载！”

　　2013年12月，四川省委、省政府痛下决心，将2014年定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攻坚年”。公安、交通、经信、工商等部门联合行动，先后开展5项打击“改拼装车”专项整治行动，直指超载超限源头。

　　据统计，专项行动中，有关部门共查处非法生产销售改装、拼装车辆4550辆，违法企业246个，违法案件360件；各路营公司投入2.55亿元，在93%的高速路站口建成“动态不停车计重检测系统”；抽调相关人员组成专班，在高速路实施24小时“联勤联动”，严格执法……

　　成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收费站站长李君达介绍：“一辆六轴的货车，从重庆区域到我们站上，以往正常装载要交500多元钱，现在就只要交300多元。”不少司机也说：“原来跑峨眉要200多的过路费，现在只要100多了。”

　　四川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引导，争取到了运输企业、业主和司机的理解与支持，而一些“让利于民”的优惠政策的推出，则保障了他们的利益。有关部门还主动上门，为一些重装企业现场办公。截至目前，四川省政府服务中心办理超限运输许可证达71940件，同比增加222%。

　　不能超、不敢超，再到不愿超。前三季度，全省因货车超限引发的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比去年下降10.95%和26.95%。

　　上海

　　社会化服务让特殊人群站起来

　　“我们已经痛过了，从废墟上重新站起来后，就不希望周围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戒毒康复人员金伟静说。

　　如今，她是一名同伴教育辅导员，在禁毒宣传进社区活动中，呼吁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这名戒毒康复人员成功转变成为社工的案例，就发生在上海。在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方面，上海已拥有了2000多名社工、2.2万名志愿者，走进10万户特殊人群家庭。

　　2003年起，上海市委、市政府“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开始了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社会化的探索。

　　探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曾经遭遇不少问题，面临许多挑战。最为突出的，就是社会事务“接不住”、自主运作“钱不够”、社会工作“管不好”这三大短板。为此，上海市委、市政府先后四次发文，在政策和制度方面为培育和发展专业社会组织指明方向。

　　从“接不住”到“做强做专”。提出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的总体思路，以推进禁毒、社区矫正、社区青少年服务管理工作为突破口，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该市建立起“自强总社”、“新航总站”、“阳光中心”三大专业社会组织，分别承接禁毒、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社区青少年等方面的社会工作。三个专业社会组织分别招募组建三支专业社工队伍。目前，上海市各区县共设立46个社工站，街道（镇）层面设立600多个社工点。

　　从“钱不够”到“多方筹资”。按项目需求，以专项委托或公开招标方式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公益募集、项目合作共建三大途径，完善了社会组织的造血机制，保障了社会工作的有序开展。目前，上海市、区两级财政每年共投入1.27亿元用于购买专业社会组织的项目。

　　从“管不好”到“充满活力”。提出政府主要履行组织领导、政策支持、考核评估和宣传教育等职能，以制度建设和项目落实的方式，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和自主运作，要严格依据合同，坚持市场化运作，避免出现“养人、养机构”的现象。

　　沈阳

　　畅通渠道打造“身边的信访大厅”

　　女青年皮某因施工方责任，不幸被烧伤，面积达51％，需要治疗费用400多万元，法院判决施工方负全部责任，但施工方无力承担。皮某居住地党委、政府积极筹措治疗康复费用，彻底解决了这一诉讼终结后疑难信访事项。

　　对政法机关依法终结的信访事项，由市联席会议和政法委牵头，移交到属地党委、政府，落实教育疏导、矛盾化解和帮扶救助。目前，沈阳市已移交终结涉法涉诉信访事项204件。

　　沈阳还将党政主要领导作为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对涉及全局和有一定影响的信访事项都要亲自批示，提出具体要求。今年1-9月，由市县区党政主要领导直接挂牌督办的327件信访事项得到彻底解决。

　　建立常态化领导机制。沈阳市建立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副市长（公安局长）三人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三人领导小组每周召开例会，研判形势，调度工作；敏感时期每日召开例会；对出现的突发事件、群体事件，即时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各区县（市）和市直各单位比照市里的三人领导小组模式建立信访工作领导体制，各责任主体单位层层压实责任，实行领导包案。

　　沈阳市还整合资源，创建网上信访大厅。将投诉电话、诉求短信、视频接访、民声微博、市长信箱、信访局长信箱、12338妇女维权平台等各类服务热线全部纳入网上信访信息系统统一流转。今年1-9月，受理网上各类投诉9.3万件，化解率89.3％。

　　打造群众身边的信访大厅，沈阳市委、市政府总结推广了沈河区“全社会调解工作模式”，进一步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参与化解矛盾，实现“组织全覆盖、社会全动员、各方全参与、矛盾全调解”，做到琐事不出网格、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难事不出城区，及时就地化解矛盾，把化解矛盾的兜底责任压实，打造“都市版的枫桥经验”，受到国务院《信访条例》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

　　沈阳的信访工作及时就地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的诉求，信访秩序越来越好，群众上访量明显下降。

　　江苏

　　做实社区综治工作有底气

　　谢登林是家住扬州市广陵区文昌花园社区的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回社区时，他已经家徒四壁，女儿重病，妻子出走。

　　生活如何继续？谢登林首先想到的是向政府要低保，于是他找到社区。但他并不符合领取条件，拿不到低保，谢登林于是大闹社区办公场所。

　　办低保不符合条件、解决生活问题又没有钱，过去由于没有行政资源、没有专门资金、没有有效的制度，遇到这样的事情，社区党委书记、综治办主任郑翔只能掉眼泪、干瞪眼。

　　为做实社区平台，让郑翔这样的社区综治办主任有底气、有实力，201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一委一居一站一办”社区综合服务管理新平台，以党组织为核心，以居委会推进居民自治，以服务站承接公共服务，以综治办负责平安建设，并从人员、经费、制度上给予大力支持。

　　在人员方面，每个社区以“1122”模式：配备1名专职社区干部、1名以上专职综治社工、2至4名专职联防人员和2名专兼职调解员。

　　在经费方面，省财政已连续三年拨出1亿元“以奖代补”专项资金，引导市县两级财政投入28亿元，用于社区综治办建设。

　　在机制方面，由综治办统筹，实行治保会、调委会、警务室、治安巡逻队、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站等机构一体化运作、人员一体化管理、业务一体化安排。

　　各方面资源都向社区汇集，职责明确、机制顺畅，有人员、有经费、有场所，郑翔的综治工作渐渐有了底气。

　　“后来，社区综治办不仅为谢登林解决了工作，还为他们一家争取到了各方面扶贫帮困资金，帮助这个家庭回归正常生活。”郑翔说。

　　10月20日，中央综治办对文昌花园社区的平安建设情况进行远程调研，社区综治办主任可以和中央综治办领导直接对话，实现六级互联——“信息高速公路”正使江苏社区服务管理工作变得更加扁平、更加立体、更加便捷。

　　有人、有钱、有制度、有信息的融合汇聚，社区这个平台就成为一个服务与管理的实体，就能参与预防犯罪的实战，就会取得平安建设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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