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遥望的视线里,岁月一度远去。雨季的回忆湿漉漉的,安静地晾在时空里。穿越春天在城市间闪烁的光影,我来到检察院的旧址长久地伫立。这里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模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小区的高楼将历史的痕迹掩盖,那一树桃花也不见了踪影,取代它的是一排排高大的香樟,故事陡然在这里殒灭,只有老城墙斑驳的青灰色还蕴藏着岁月的余温和清晨的残梦。
年轻的检察人可能没有想到,在这座繁华城市的旮旯处,这里曾经举行过怎样的奠基礼。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重建后的检察院就坐落在这里,一切百废待兴。没有办公室,就搭起公棚办公,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公棚,在动乱后的废墟上支撑起一种法治信仰和精神。
我们批捕科(现称侦监科)的简易办公室,就挨在一棵桃树边。这颗桃树俏立在一个土坡上,用摇曳的青翠的绿叶,每天诗意般向我们表示切切地问候。通过窗口,可以窥见桃红柳绿的四季变迁,尤其是在整个夏天,我们看到桃树在风雨中用满树的绿叶呵护着小桃,看到一个个小桃偎依在母亲的胸怀日臻成熟。
桃树、桃花给我们办公室带来勃勃生机,人与桃花相映成趣。“老政法”出身的老李喜欢桃花的端庄,当过兵的老郭喜欢桃花的纯洁,而老牌大学毕业的老许则常常吟诵“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句。我呢,则借助桃花的形象思维开始了业余写作。最初是文学创作,后来更多的是写工作材料,譬如工作总结、新闻报道、先进事迹等,成为科里的“小秘”。
“检察”这两个字,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字眼。在那段日子里,老同志的传帮带,让我有如同小桃般的温暖感觉。每当我办理一个案件,老李就在事实和证据方面严格把关,老郭则在流程上进行指导,譬如制作阅卷笔录、讯问犯罪嫌疑人。老许则更重在法理上解惑,以正确适用法理条款和定性。在老同志的帮助下,我终于掌握了批捕工作的基本要求,成为一个独立办案人。也正是这种严格,使得我逐渐成熟起来,而我们科也长时间保持了先进科室的称号。
批捕科就是我的家。一到周末,老李和老郭就经常喊我到他家改善生活,吃腊肉喝包谷酒。而还和我一样是光棍的老许,则喜欢梳着分头,戴一副墨镜,吹着口哨,在晚上拿着几张电影票,到“七十二家房客”喊我们那帮年轻人看电影,而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最惬意的时分。
在我的眼里,老郭属于那类嫉恶如仇的人,但我发现其实他很讲“人情味”。记得老郭受理了一起简单的盗窃案,一个农村青年在过年的时候偷了别人的两块腊肉和一只鸡,公安局以盗窃提请批捕。鉴于这个农村青年是个偶犯,而且家庭特别困难,老郭决定带我到实地调查走访。犯罪嫌疑人的家住在一个僻远的山村,没有警车,我们就坐班车,然后步行两个小时的山路。犯罪嫌疑人家的贫困程度让我们吃惊,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没有裤子穿,吃饭的筷子都是用树枝代替。犯罪嫌疑人多病的老母跪在我们面前,说儿子是她家的主要劳动力,恳求对她儿子从轻发落,不然这个家就完了。老郭眉头凝重,临走时给她五元钱。回来后在汇报这个案件时据理力争,提出不捕建议,予以训诫教育,最后检察长和公安局领导同意了老郭的意见。在那个“严打”的时候提出这种建议,需要一种多大的勇气。老同志这种品德,让我受益匪浅。
重建后的检察院人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看似玩世不恭的老许深知文化育检的重要,于是在他的建议下,我们院在本地区开办了第一个检察人员文化补习班,老许当了班主任,并带领我们参加了全国成人法律专业高考。考试那天,老许早早来到考场,在教室外走来走去,比我们还紧张。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们都被电大或检察中专录取,这批人后来成为检察院的中坚力量。后来谈起我院的文化历史,总免不了要想起老许。
随着依法治国形势的发展,检察院逐渐步入正规化、现代化,一张老照片记录着我们头戴大盖帽、身穿黄泥色夏式制服的首次着装历史。然而就在我们穿戴检察制服前夕,老郭却病倒了,而且患的是癌症。在他去世后,我们在清明时到墓地看他,特地为他送上了一套崭新的检察制服,因为穿上检察制服是他生前的梦想。
上个世纪90年代,检察院搬迁到凤凰山下,清江河畔,结束了公棚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当检察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老李和老许也因病先后去世,原来的批捕科,只剩下我一人,让人惆怅不已。好的是,检察事业后继有人,现在的检察院,现在的批捕科,与当年不能同日而语。老李、老郭和老许期待的办公现代化,现正在一步一步地在实现。
也许这份情感,在我眼前,老是晃动桃花的倩影。这年的春天,我又来到桃花盛开的凤凰山上,看桃林披着红云彩雾驻足蓝天下,看落花像胭脂雨纷纷扬扬地飘洒,那一抹鲜红,似乎都浓缩在我胸前的检徽上,闪闪发亮。我猛然觉得,老李、老郭和老许好像一朵朵盛开的桃花,在向着我微笑。这片开花的土地,那一树美丽的桃花,连同中国梦、检察梦、我的梦,就这么一直在我心里。
(范建生 湖北省恩施市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