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曾教过的学生邀请我前去参加聚会。教他们时,我还只是一个初为人师的民办教师,这段为期5年的经历,像显目的路碑一样伫立在我的人生旅途,多年后忆起仍是那般清晰。
民办教师,在网上查到其定义,即是拿着乡镇的补助,在农村从事教学的农民。我不知道这一职称具体始于何时,只知道最初听到这个名词是我在七十年代初读高小时。邻近的大队会计突然不当会计,去公社农业中学教书,成了一个同样在队里记工分的民办教师。后来民办教师逐渐多了起来,每个大队学校都有,于是这一职称慢慢为社会所熟知。
没想到,高中毕业回乡在生产队干了4年农活后,我也成了一名民办教师。记得那是1976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队里出工挖土种豆,大队管文教的老熊来通知我说,经大队支委研究决定,学校缺少教师,让我去大队学校当民办教师。我颇为高兴,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吃提米”的教师(群众对民办老师的戏称)。因公办教师可去粮店凭粮票购米,即国家粮;民办教师就餐则只能从家里自带大米交学校食堂。不管怎样,不用汗爬水流地在地里干活,就可得工分,据说还有津贴,岂不是件美差。
次日早饭后,我穿着一身干净衣服乐滋滋地来到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均是中年女教师,她们满面笑容地欢迎我的到来。先是让我听了几位老教师的课,后又教我如何备课。没来得及试教,当天下午就让我走进了课堂。我教的是五年级的语文兼班主任。记得当时最感棘手的是读小学时学的拼音全忘了,只得买本新华字典临时学。往往是头天晚上自己学,次日上午就上课,现在想起来都有些脸红。
也许是由于文革期间各大专院校停课的原因吧,文革过后各地中小学师资紧缺。当时像我这样脚上的泥巴还没洗净就进课堂的情况大有人在。在我们大队学校的教师中,民办教师的比例就占了一大半。全公社各大队学校均是这样。像我这样高中毕业教小学还不太为过;有的凭着有亲属在大队当干部,初中尚未读完也教小学。因为需要,有的高中毕业教高中。在这种状况下,出现花鼓戏《讨学钱》里张先生似的老师也是在所难免的。记得其时邻近大队学校有人就曾闹过笑话:三年级语文课本里有篇课文:《为人民服务》,文中有“张思德去陕北烧炭”一语。她老人家认字认半边在课堂上却教成“张思德去夹北烧灰”,一时让人笑得喷饭。当然,也有好的典型,我的高中班主任数学老师,就是高中毕业教高中。他自知自己功底不厚,发狠自学,后来由于他业务过硬,教学业绩突出,被顺利转为公办教师。本县还有一位只有高中学历的教师,也是由于表现出色,后被升任为县里一所重点中学校长。
后来,随着“四人帮”的垮台,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系列政策的施行,教育主管部门针对师资力量参差不齐的状况,层层抓师资培训,民办教师也有了提升自己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懂得把握机会,积极参加各种函授学习。不少人就是通过自学,相继考上大学、中专,结束“吃提米”的状况,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我也有幸考上一所师范学校,结束了民办教师的生涯。几经辗转,我又有幸成为了一名检察官。
每次回老家探望母亲,转行多年的我还时不时被熟悉而又陌生的曾经学生叫上一声“老师”。虽有些不习惯,但心里还是甜丝丝的。我十分感激当年大队领导,让我有了民办教师的经历。也十分感谢时任校长和教导主任的彭老师、黄老师的无私引导,让我有了那段从教的美好回忆。
(盛俊杰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