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座城市，俯拾皆是文化。
幼年居住的胡同，名曰大兴。大兴在今天，是北京南郊的一个区，以出产最甜的西瓜著名。而当年，半个北京老城，都是大兴县的管辖。最早在明代文渊阁书目中，就有《大兴县图经志书》，可惜已佚失。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大兴县志》倒是还在，标明了当时的大兴县衙，就在今天的大兴胡同，胡同因此得名。县衙的具体位置，有人说就是今天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的院落，但遗迹全无。只仿佛冥冥之中，有历史在延续着。
上了小学，记得校舍是老建筑，似庙非庙，印象最深的却是院子里森森然的古树。后来才知道，那里是南宋右丞相文天祥的祠堂，亦是他1278年兵败被俘后囚禁的土牢旧址。我们这一群浑不知事的毛孩子，由此在无拘无束的戏耍中，渐渐读懂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沉重和慷慨。
我在小学五年级时转学，新的学校叫校尉胡同小学。校尉，乃军队官衔，以官衔命名，一说是这里住过军官，一说是这里曾有某家军事机构。但这里更出名的，是曾经为雍正皇帝最疼爱的弟弟怡亲王的府第所在。怡亲王去世后，王府改做庙宇，曰贤良寺。我的新教室就是贤良寺的后殿。据说我们校长曾是贤良寺的住持，新中国成立后主动将寺庙捐公，他还做了哪一级的政协委员。不过我转学来到这儿的时候，他正挨着批斗，常见他在学生们的拳脚间惨笑。
写这篇小文时，校长的惨笑仍在眼前。查了查资料，贤良寺在清末曾寓居过许多大人物的，如曾国藩、李鸿章，还有康有为。然而这些名字尽管如雷贯耳，却总不如那位无名校长在我心底栩栩如生。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传承，有时却也是令人不忍直视的。
年轻时曾有一段时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似乎是攀上这座城市文化和历史的顶峰了。红墙黄瓦，蓝天白云，仿佛都是亘古不变的景象。曾在白雪遍地的冬夜，独自伫立在太和殿前的广场，深切体会到汪曾祺先生“感觉世界都是冷的，唯有我这里一点热”的心境。文化于我，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心灵相通了。
恐怕也正是由此，我在公安机关工作30余年，仍然被人戏称不太像警察。其实我有一个感受，警察这个职业，是与他所在的城市息息相关的。不爱你的城市，不爱你城市的文化，你做不好一个警察。泱泱大国，每座城市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文化。曾到过贵州的青岩古镇，很惊讶那一座古朴的门楣上斑驳的对联：“门前走车马，室内卧人文”。在那一刻，我想到，文化，是我们民族的血脉了。
前不久，在单位墙外散步，偶见树丛中一块不起眼的牌子，标明此地竟曾是始建于商代晚期的蓟城遗址。牌子上写道，上世纪50年代，这里还有一座土丘，即是当年的蓟丘了。感叹中，不由得想起，公安部的机关大院里，有几处建筑也是挂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那是著名的淳亲王府，后来的英国驻华使馆。一座雕梁画栋的二层小楼，山墙上曾开了一道门，不伦不类的，据说是英国人曾把这里做教堂。他们的文化，也是他们的传承，不远万里带到中国，今天为我们添了谈资。岁月荏苒，江山依旧，只是我们的思绪，更深了一层。
（张 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