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偶然地听说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有一个叫夏凯的民警，小说写得不错，并得以阅读了他的短篇小说《我的混账五伯》。
看完《我的混账五伯》，我顿时错愕：在公安圈子里，像夏凯这个年龄段的民警，能把小说写得如此纯正的，应该不多。于是我给夏凯打电话，希望能读到他更多的作品。后来，又看到了他的15万字的长篇小说《出息》。
《出息》《我的混账五伯》是两部家族史小说。其中，《出息》根据家族成员的代际繁衍追溯，从主人公夏胜兵的爷爷老田的死亡写起，一直写到三姐夏多妹刚出生的孩子，祖孙四代长达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作者用写志的笔法，构思了小说的结构。他以主人公的成长史为经，以家族成员以及与主人公的生命历程有密切联系的人们的身世、职业、行为为纬，以偏远的湘西山水为艺术意象世界，逐个书写了夏氏家族成员和龙丛乡乡民们生存繁衍的艰难历程，并以这一历程为平台，在广阔的艺术视野下展现了湘西民众的乡村生活，具有真切的生活实感和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后来，我又拿到了夏凯的短篇小说《秋天不回来》。虽然龙丛乡的几名家族成员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依然带有强烈的龙丛乡色彩，且在都市生活的映衬下，显示出更为独特的“茶子树”品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各种动机和创作目的，家族史的文学性书写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小说创作现象。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开始，《古船》《丰乳肥臀》《白鹿原》等中长篇小说，在乡村家族史的文学书写中，留下了厚重辉煌的业绩。家族史的文学书写之所以兴盛，有多种原因，除了作家自我意识深处的“碑刻情结”外，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重新解读历史的欲望和冲动，二是运用自己熟悉的家族人物和故乡生活，逼近生活的真实，透彻地诠释对现实的理解。
以《出息》为例，它书写的艺术特点很鲜明，作者有意淡化时代与社会因素，把中国社会的进程仅仅作为时代背景。小说并不想去追求承载重大的政治命题，它只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笔法，不避繁琐地叙述家庭成员和乡民们的日常生活，叙述他们艰难的婚姻、养育儿女的辛苦、孩子们的夭折和成长、乡邻之间的龃龉、恩仇。通过对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致书写，去努力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平凡、卑微、艰难和希望。小说的字里行间，既活跃着夏氏家族成员们和龙丛乡乡民们鲜活的身影，闪现着他们各具性格的音容笑貌，也氤氲着叙述者深刻的追忆和感伤。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史铁生在其创作谈里的观念：“多数人的历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组成，硬要编排成个万转千回、玲珑剔透的故事，只会与多数人疏远。”
或许正是持有这种创作态度，《出息》的结尾使得读者的阅读期待落空了。父亲老康所做出的毕生努力，包括残酷的自戕、艰苦的劳作、尊严的丧失，并没有换来主人公夏胜兵的出息，他在考上大学3个月后，得了精神病，进了精神病院。尽管后来病愈出院，可以返校继续学业，但主人公今后的人生道路并不能让读者的心情轻松下来。《出息》不是一部励志小说，小说结尾这种现实得近乎严酷的安排，不能不让人感到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力量。
《出息》《我的混账五伯》和《秋天不回来》这些小说还有一个书写特点，就是作者在对夏氏家族与龙丛乡乡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语言、生活场景的叙述和描写中，呈现出了极具湘西传统文化意蕴的特点，作品彰显的地域文化内涵丰厚、多彩。这就使得这些以家族史为书写背景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化风貌。
一说到湘西，人们马上会想到蛊毒、赶尸、跳傩、祭神等巫风巫俗，这些遍布湘西大地的行为从远古流传下来，形成了湘西特有的文化体系，并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同样，读者在《出息》《我的混账五伯》和《秋天不回来》中也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存留和影响。
巫风巫俗是《出息》《我的混账五伯》和《秋天不回来》这些小说具有浓郁乡土风情的主要因素，小说主人公的家乡——湘西龙丛乡这块热土独有的风土人情、文化观念，使得作品的家族书写更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湘西山水中孕育成长的民众，在作者的笔下，穿过《边城》，经历了《山乡巨变》，以《马桥词典》为深厚的背景，再一次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不得不让我们向那块奇异的山水和民众，投以关注的目光。这正是夏凯的小说为我们创造的契机。在中国近当代文学史中，以地域文化为背景，由地域作家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形成了“山药蛋”、“白洋淀”、“茶子树”为标识的众多流派，夏凯的小说，可以称之为茶子树上盛开的一朵鲜花，尽管它还并不出众，但作为茶子树上的点缀，已经不容小觑。
（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