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策
到了这一把年龄，思想里便有了一些怪怪的、以前不大会去思忖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否人人如此，反正，我是这样。
例如说办公室。
目前我在一所大学校园里办公，我的办公室窗外是一株高大的核桃树。绿荫如盖，让我永远享受着清凉。此时盛夏，看一只喜鹊努力地啄破硬壳，偷吃未长成的嫩核桃，也挺有意思。我的办公室就很有些出世的意味。
想当年做工人，当然没有办公室。一间大家共用的休息间，外屋就有台钳电钻，休息间只算是车间的附庸。但那时社会政治风气浓厚得很，我们组长又是个正在积极争取什么的家伙，于是窝在休息间里学习，成为我们每天的必修课。那间杂乱的小屋，也因此神圣了些。我对于办公室，也由此有了些雏形的概念，像个刚尝到熟食的原始人，以为天下美食莫过如此了，认为办公室就是个可以念社论的地方。
办公室当然是要念社论的，也读公报、通讯、批判文章。后来进了公安局工作，终于有了一张自己的办公桌，尽管桌面上的玻璃板是别人的屁股坐裂了的，但也窃喜得很，郑重地沏上了自己当了小干部后的第一杯茶。
其实现在想想，办公室意味着的是责任。回想当年，每一次办公室的调整都是工作上的一次变化。我干了一辈子的宣传，报纸办起来的时候，编辑部调整到了一间办公室里。刊物创刊了，没有办公室，就找了个空院建了简易房。如是现在，讲究环境美，在机关院子里建简易房恐怕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但那时我们就办到了，颇有些改革开放敢想敢做的样子。
简易房实在够简易。有晚值班，躺在床上竟意外地透过房顶的破洞看到了星星。简易房那段日子是我终身难忘的，因为它承载的是我们这一代公安宣传干部从幼稚到成熟的全过程。那本刊物在我们搬进简易房时发行到四十几万份，后来逐年下降，最终停刊。但它算是一块磨刀石吧，磨砺了我们，成就了今天。
简易房的趣事很多。前不久有位青年女警察给我打电话，开口就叫大爷。细想，她父亲果然和我是简易房的战友呢。她小时候在机关院子里乱跑，我们大家轮流抱过她的。现在，人家是市公安局优秀民警，专门在街上抓小偷的。
简易房后来终于被拆除了，编辑部有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再后来，我有了职务，办公室当然就是单间。
这几年走南闯北，进过的各级领导办公室无数，见识过朴素，也见识过文雅。当然，也在某些豪华面前目瞪口呆过。记得有位县级领导，给我炫耀过他迷宫般地办公室。当我已经走累了的时候，他神秘地推开他的书架，露出一间小而精致的休息间。我当时真的想起我当工人时的那间休息间了，也想起我们小兄弟挤在一起听组长念报纸的情景。于是，我无语。
我的办公室多年来保持了一种传统，即：乱。不管搬到什么地方，不管房子大小，始终如一。很奇怪，只有乱着，我才能找到我想找的任何东西。若是收拾干净了，我就会茫然，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由于现在从事公安文化工作，我每天收到的全国各地文友寄来的书刊，是我办公室里最重要的物件。我曾在小文《签名本的情意》中说过的，这些书于我来说是珍贵的，珍贵在于情意。于我看来，它们比县长办公室里的翡翠摆件，要有价值得多。
于是闲暇时，在看过了喜鹊偷吃核桃之后，我常仰在椅子上，欣赏我那四大书柜的书。我觉得，一个人的办公室若是没有书，那就不如棺材。而如果办公室里仅有那些只起装饰作用的精品书，棺材不过就是上了些档次罢了。再说句粗俗的比喻，是夜壶镶了金边。办公室一定要像书房，要有你随时翻看的书。这些书可以参差地杂放在书柜里，也可以随手扔在沙发上。如果会有一两本常常挟在腋下去厕所，就更好了。
于是，我爱我的办公室。爱那些给我启迪的书，爱那只调皮的喜鹊。当然，也爱我的工作。最后，给大家透露一个秘密：我的办公室，面积为十八平方米多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