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宋英辉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帮教、矫治和保护，不只是一种司法程序内的活动，而是一项覆盖整个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借助和整合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进行。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而言，除了司法上给予充分关照外，还要加强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帮助、教育和保护。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是落实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予以保护的国家与社会责任的重要途径。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保持违法犯罪未成年人与外界社会的必要联系，使他们始终置于一种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促成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与社会帮教的有效衔接。房山法院引进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司法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表明了未成年人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之后，如果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力量协调一致，运用专业力量及时有效地进行帮助、教育和矫治，就可以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和社会帮教是相辅相成的，司法保护与社会帮教结合，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其健康成长。
社会调查是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而设立的一项特别诉讼原则和制度。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办案机关不仅要调查核实案件事实和证据，还要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社会背景信息进行全面调查。通过社会调查，了解每个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背后的深层原因，为其量身制订有针对性的帮教方案，以取得良好的帮教效果。这与刑法上强调的刑罚个别化原则相契合，体现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和特别诉讼关怀的要求。在实践中，许多地区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非常好的办案效果。房山法院不仅积极推动社会调查，而且积极探索有效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方法，使社会调查更加专业化，真正发挥社会调查的作用，避免流于形式，并将其贯穿于诉讼的各个阶段，成效显著。实践表明，对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对于办案人员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犯罪原因、判断是否有逮捕必要、确定刑罚及执行方式、进行针对性帮教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犯罪心理学认为，未成年人在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之后，受到外界和自身因素的影响，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心理障碍，倘若得不到及时缓解和疏导，很可能会形成自卑、抑郁、孤僻等消极人格。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如果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心理疏导，促使其重新回归社会，任其脱离正常的社会生活而游离在国家、社会及家庭的帮教和监管之外，将会给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带来严重的危害，也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是必要且必须的。房山法院的经验表明：一方面，通过心理疏导，提出较为客观、全面的心理评估报告，可以更好地解决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是“羁押还是非羁押”、“诉还是不诉”、“罪还是非罪”、“监禁还是非监禁”等问题；另一方面，许多未成年人经过心理疏导以后，解决了内心的焦虑、抑郁、狂躁等问题，人生态度发生转变。此外，进行心理疏导还可以有效减少重新犯罪。
实践中，许多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有些遭到违法犯罪行为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也面临生活困难的境遇。对此，可以吸收社会资源，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加大对生活困难未成年人家庭的救助和帮扶力度，给予未成年人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保障。房山法院积极开拓，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开展“泉计划”，设立“泉计划”基金和“一对一”爱心帮扶，通过为未成年及其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救助，帮助未成年人家庭度过难关，改善生活条件，使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通过一对一的“人生导师”帮扶，消除未成年人的心理障碍，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面对未来生活；通过组织各项社会活动，来培养未成年人的自主能力、自强精神和团队合作观念。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些做法，使未成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使他们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因而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家庭和谐，有利于社会的长久稳定。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家长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家长自身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能是终身的。许多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都与家庭教育和监管的不到位或缺失有关。家庭教育和监管失当，家庭关系不和，与家长缺少必要的沟通，是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一项重要原因。因此，应当建立一整套家长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保护综合预防体系，通过各种途径使家长了解和掌握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学知识、法律知识以及教育学知识等，加强家长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监管，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房山法院从社会综合治理的层面推进家长教育综合预防体系构建，这个经验非常值得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