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就一张“治未病”的仲裁网
马亚红被誉为 “仲裁战线一抹红”。蓝黑色制服总给人以严肃古板之感，而仲裁工作是以调解为前提，如果能以“暖意”待人，那么调解工作可能就开了个好头。马亚红的办公室里准备了多条暖色系的围巾，让走进仲裁院的人第一感觉不再冷冰冰。
马亚红到上海巴士四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调研。在她的指导下，企业制定了《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协议》
跟着马亚红去仲裁院接待厅，看到这样一幕：两位女士前来咨询，问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员工上班途中把脚扭伤，要求餐厅赔偿，这事该怎么办？”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调解解决，如果走仲裁程序，这位女工需做工伤鉴定。”
马亚红朝这位工作人员微微点头，轻声告诉记者，“他是我们这里的保安。”她解释说，这位保安很用心。每逢开庭人手紧缺时，他就帮着做做咨询、接接电话。
想象中，仲裁院应该是充满了怨怒之气的暗能量之地，可接待厅、仲裁庭、茶歇室、海松工作室等一圈走下来，却让人倍感亲切、愉悦。不只是保安，仲裁院里的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对工作充满了热忱。是什么魔力让他们都鼓足了一股劲，马亚红指着墙上画中的一抹红，“我喜欢红色，它灿烂、热情，仲裁人要学会调节自己，把这份自信、平和也带给别人。”
这抹红色给马亚红注入了无穷的能量。十多年来，她践行着自己的人文仲裁理念：在仲裁庭，她是“治已病”的高手；在工作间，她是“治心病”的好上司，到了海松工作室，是她“治欲病”理念的产物；而她最让人佩服的是织就了一张“治未病”的网络。
“治已病”:有正义感，就敢较真
【地点：仲裁庭】一般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处理主要分为，案前调解、立案受理、开庭审理、案件评议、调解或裁决结案、法律文书送达、案件归档等环节。其中，开庭审理环节在仲裁庭中举行。这里一共有7个仲裁庭，最忙时，7个庭同时开庭。房间不大，约十八平方米，正中间一排的标牌为仲裁员和书记员，背后挂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徽章和绛红的幕布；左边一排是申请人和代理人的位子，右边一排则是被申请人和代理人的位子，还放了两张旁听座位。整个布置庄严、简洁。
马亚红的裁决文书写得理性流畅，是仲裁员们争传的范本。由她承办的“飞行员集体跳槽”等一些典型案件，成了全市处置此类纠纷的范例和样本。
2008年劳动争议案件数出现井喷，全市仲裁有数万件的超期案件，老百姓申请仲裁要等一年才能开庭。长时间的等待中，有的企业注销了工商登记，还有职工因病死亡。“当时我就想，这种情形谈何维权？看着老百姓着急，而不努力作为，还谈什么仲裁公信。”马亚红带领整个仲裁团队发起“倾全局之力，百日结千案”活动。“看着堆积如山的案件，我想起老母亲说的一句当地俗语，眼怕手不怕，只要用心去做，事就会越来越少。”她带着几位仲裁员夜以继日突击，最终消除了1000多件积案。那年，马亚红在全市作了经验交流，引领全市在2009年底全部消除积案矛盾。
转到管理岗位后，马亚红带领一批仲裁员快速成长。26岁的华婷办理个案出众，马亚红调她去承办集体争议案。一开始，华婷压力很大，仅仅3个案子就有50多个当事人，今天刚安抚好这批职工，明天又来两个人问情况、催进度，完全没有头绪，难度陡然增加。马亚红就告诉她，集体争议虽然人多，但只要方法得当，善于将他们的请求“合并同类项”，列成对比表，就能稳妥地掌握好。马亚红手把手教她如何把请求归类，化繁为简，然后告诉她，“你有业务水平和正义感，就敢较真，就有底气。”
小姑娘越做越有自信。一次开庭，双方吵起来，申请人脱下两只鞋朝对方头上扔去，双方眼看就要扭打起来，华婷首先想到的是仲裁庭的严肃性和威信，她十分镇定地责令闹事者退庭，“全部出去，想清楚再进来！”一下子就让头脑发热的当事人停了下来，过了半个小时，向仲裁庭道歉后，继续开庭。这件事在仲裁院传开了，大家跷起大拇指，“华婷这案审得好，颇有马院长的范儿。”
“治心病”:智商高，情商也要高
【地点：仲裁院茶歇室】茶歇室里往往最热闹，仲裁员们经常在这里讨论。墙上挂着一副色彩鲜艳的画，墙角摆着一台咖啡机，一张圆台上堆着几本《传承》杂志，这是仲裁院的内部刊物，其中专设“文化”一版块，由仲裁员轮流撰写办案体会和人生感悟。
茶歇室里，仲裁员讨论的是《圣诞玫瑰》这部电影，为什么不拿庭审案例，而是拿电影来作为讨论文本？这与马亚红秉持的“人文仲裁”有关。
“法律条文是枯燥、严肃的，但每个条文的背后都有价值的指引，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很难把握更深的意义，所以我主张仲裁员扩大阅读量，从大文化中汲取营养，加强人文素养，加深对法条的运用、理解和执行。”在马亚红看来，作为法律人，不仅智商高，“情商”也要高，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事了人和”。
这个理念贯穿到案子的审理过程中。副院长戴剑雄告诉记者，去年高温天，马亚红提前做出预防机制，考虑到工伤、怀孕等群体的实际情况，将开庭时间尽量安排在早上。有位孕妇来赶早上的庭，结果在出租车上中暑，被直接送到医院。马亚红就请孕妇的爱人作为代理人，和企业达成调解协议后，仲裁员亲自上门，请女工本人签字，当面向她确认这些权益，如此贴心的安排让这家人很感动。
有家企业用的都是女工，因为厂里电磁辐射很厉害，女工一旦怀孕，只能被迫辞职。有位怀孕女工觉得不公平，申请仲裁，但她已写了辞职报告，在法理上她的诉求得不到支持，且劳动保护法规对辐射问题存在立法滞后。马亚红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她去这家单位跑了五六次，企业最后被她说服打动，决定把这位女工安排到外包的行政岗位，且规定此岗位专门为孕妇所设。原来公司里人人自危，得知这一安排，都为之一振，工作更卖力了。用马亚红的话来说，“一盎司责任换来一磅感恩。”
“治欲病”：将调解前移到预警
【地点：海松工作室】“海松工作室”门口挂一幅字——“仁”，下面注解，“博爱众生、仁者业成”。工作室内很简陋，办公桌上简单地配置两台电脑，调解区就是一张椭圆形桌子配6张椅子，但墙上的调解网络架构图显示了它的重要地位，这里仅是前置窗口，“海松工作室”下设多媒体园区、临空开发区、虹桥古北开发区、天山商区等四个园区分中心，还与社区工作站联网。一旦调解成功，就可制作调解法律文书，如果不成功则进入仲裁程序。
既想通过依法仲裁维护权利，又想不伤和气保住岗位，不少职工常常流露出这样的尴尬和犹豫；坚持维权就要承受食宿费用，放弃维权就要割舍血汗钱，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显露出不甘和郁闷。“职工对双赢和快捷的期待触动我和我们的团队萌发仲裁立案前调解的想法。”在马亚红眼里，仲裁法律制度是刚性的，但可以搭建、借助公益平台来提供柔性的服务。这个平台就是“海松工作室”。
2011年9月，“海松工作室”诞生，6位调解员在这里充分发挥所长所能，将调解扩展到履行阶段，前移到预警阶段，延伸到诉讼阶段。黄海宣原来是马亚红办案的辅助员，现在已独当一面，一年要调解五六百件案子，马亚红说，他们不应坐在后面，要走在前面，从辅助岗位到一线，既节省当事人的时间，也大大减轻仲裁员的压力。黄海宣骄傲地说，“100多个案子，在我手里可以调解掉80多个，到仲裁员那里就剩10多个。”
海松工作室解决掉的都是棘手案子。一家公司向区仲裁院紧急求助，反映3名员工因不满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补偿方案，躺在公司门口，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海松工作室”迅速派员到达现场，调解员对员工开展政策宣讲，引导职工理性对待公司的解除行为，同时，督促单位适当提高调解方案。经多个小时的反复协调，3名员工原来每人10万元的补偿要求，最终以公司一次性支付该3名员工合计11万元达成协议，一场极易激化的劳资矛盾得到了妥善化解。
“治未病”:有苗子，就及时预防
【地点：“彩虹之源”劳动咨询室】这个地方并不在仲裁院，而位于虹桥街道的一间工作室，这是虹桥地区企业人事经理的一个固定沙龙，每个月这些经理们定期在这里聚会，交流各种政策，进行案例讨论。马亚红是他们的常客。她会带来最新的案例分析，讲最新的变化，做最前沿的劳动争议指导。
在马亚红的理念里，仲裁工作的最佳状态，就是尽量别让企业和员工闹上仲裁庭。“到了庭上，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变得很僵，往往裁决下来，企业不开心，员工不安心。如果一有苗子，就能及时作预防，很多争议就不会发生。”
上医治未病，印证在马亚红身上一点不为过。从2007年起，她就分别在长宁区虹桥、临空、中山公园设点，把企业的人事经理组织起来，开展劳动咨询联谊会。虹桥友谊商城人事经理傅爱凤就是虹桥一带的沙龙负责人，“马亚红思路超前，早在10年前，她就对我提出源头预防很重要。”
劳动咨询联谊协助解决了不少争议纠纷，有个部门经理因为和法国老板争吵而被解雇，他找到咨询会。马亚红听闻此事，主动去找这个法国老板谈，给他讲中国的劳动人事政策，最后调解了他们的争议。事后，部门经理和外国人都竖起大拇指。一些企业知道有这样一个联络咨询室，纷纷加入这个队伍中来，有家大公司甚至把他们在江苏、浙江分公司的人事专员也带过来听课。
春秋航空人事经理孙文霞告诉记者，因为马亚红的企业争议预防的思路，企业主动化解纠纷的意识和能力得到增强，这两年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没有增长，维持在低的层面。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孙文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马亚红，看看单位的制度如何对接新法的要求。马亚红当时就建议，把改版的手册在全公司每个部门宣讲，把政策法规讲透，告知员工他们的权益和义务。“马亚红总是有求必应，哪怕是休息日，她也会认真了解情况，出主意找对策。”孙文霞说。
马亚红听了，微微一笑，“他们是帮我做工作，企业前端处理好了，我这里接受的案子也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