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以为，到了我这个岁数，青春已经和我说拜拜了，但总编室的兄弟姐妹们都鼓励我说:“在奶爸里面，你最年轻;在年轻人里面，你最成熟。”我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逻辑，但既然大家这么信任我，我非常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青春的理解。我没办法像前面几位那样慷慨激昂、青春飞扬，所以只想给大家讲几个我身边的小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青春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总编室的另外一位奶爸——博超。我记得那是去年初冬的一个周五，我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一般来说，我每天来得最早，办公室的门都是我开，但那天我却发现门没关，进去一看，值夜班的柴大师正红着眼睛在抽烟。这才知道，前一天晚上有重要的外事活动，由于时差的原因，稿子早上还没有到，夜班已经熬了一个晚上了。
过了一会儿，博超过来还我行军床。原来，他爱人出差，孩子只能由他来带，小丸子来到办公室和他一块儿上夜班。但后来孩子实在熬不住了，博超就来拿了我的行军床安顿孩子睡觉，他自己继续等稿子。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一版上午10点才定版，这也创造了本报的一个纪录。当天晚上，博超依然按时到位上夜班。
总编室编辑的平均年龄在34岁左右，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尤其是像李微、李娜、袁正兵、柴春元他们几位，孩子都很小，需要更多的照顾，但他们从不因此耽误工作。如果需要加班加点，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从来不提条件。有好几次，李娜的女儿在家生病，李娜都坚持到单位编稿、做版，最多在电话里遥控家中老人照看孩子、去医院看病。
还有国民，今年一月，他爱人生病住院，需要有人陪侍，孩子偏偏这时候也发烧，家里人手实在忙不过来，他不得不请了几天假到医院陪护。等到爱人病情稳定，他又回到单位，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夜班中。
说到夜班，让我想起了一件事。今年年初我刚调到一版上夜班的时候，庄永廉主任曾经关切地问我:“你有孩子了吗?”我说孩子已经三岁了，然后她就意味深长地:“噢，那还好。”我没弄明白生孩子和上夜班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但这让我不禁担心起来，我们上夜班的队伍中还有两位未婚的女士——郑智和张灿灿。
今年春晚的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让大家都去翻检自己的时间都做了些什么，我们也在思考，我们的青春都去哪儿了呢?我想，那可能就在一篇篇稿子里、一个个版面中。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我想，我们的青春曾经奋斗过，这就够了。
(李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