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看病的经济负担。然而，对于一些重大疾病来说，农村合作医疗不能完全“兜底”，还需要家庭承担一部分医疗费用。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型社会，农民所能依靠的熟人网络，大都是跟自己生存境遇类似的同类人。普通农民家庭一旦有人患上重大疾病，其命运的悲苦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下岗工人廖丹私刻公章骗保也好，四个农民家庭购买假发票骗保也罢，在不得已的情形下铤而走险，弱势群体的那种无助与艰辛，引发了公众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发达、不可能完全涵盖所有公民医疗需求的格局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为了延续亲人的生命，不惜剑走偏锋“假发票骗保”，即使赢得了舆论的关心与同情，也必须要为损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付出代价。稍稍让人欣慰的是，法院在坚持程序正义的原则下，对弱势群体和特殊情形给予适当的倾斜，这不仅没有为法律的严肃性减分，反而增加了法律的使用价值。这种人性化惩罚，无疑值得肯定。
没有主观恶意也好，社会危害性不大也罢，这四个农民家庭之所以铤而走险，就是在没有办法的背景下，抓住了假发票这一根“希望的稻草”。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项原本给许多人希望的公共政策，如果制度设计的时候能够更加人性化、更具操作性，“骗保救命”的悲情或许从根本上可以避免。对于这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们来说，多渠道社会救济渠道的缺失，进一步加剧了“求助无门”的困境。
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悲天悯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巨大的自然灾害之后，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贫弱者的态度。倘若制度之爱的阳光能够早一点照耀，倘若聚沙成塔的社会救济能够早一点抵达，又有多少人愿意以身试法？
对他人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当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不冷漠、不回避，而是勇敢地伸出你的手；命运共同体意识看似微弱，却能够让人感受到希望的光亮。一方面，让制度发挥应有的效力，让制度之爱惠及更多亟须帮助的弱势群体；另一方面，畅通社会救济渠道，让“助人自助”、“抱团取暖”给人们更多的出路；只有双管齐下，“骗保救命”才会从根本上减少。（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