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步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错综复杂，矛盾纠纷凸显，人民内部矛盾多样多发，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
原有的人民调解工作范围、组织形式、队伍素质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构建“大调解”机制是调解工作的新发展。
所谓“大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均是通过第三方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通过疏导、说理来解决纠纷，达成协议。三大调解本来应该整合资源、互补优势、有机衔接，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
近年来，我省在“大调解”机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司法调解为指导、行政调解全力支持的大调解机制。其中，记者所采访的昌图县和丹东元宝区，更是强化了人民调解的区域性、专业性、行业性相结合的新思路，大大提升了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专业、行业”人民调解组织全覆盖
近年来，劳动人事、医疗卫生、道路交通、食品安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行业和专业领域的矛盾纠纷明显增多。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积极探索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3.1万多个，企(事)业单位人民调解组织6.8万个。
2011年5月12日，司法部印发了《司法部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提出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重要性；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设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基本要求；积极推动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加强专业化、社会化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健全完善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保障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业务建设；加强对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指导7部分。
在昌图县，目前，共有人民调解组织572个，其中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等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41个。
昌图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一改以往“头轻脚重”的调解格局，积极促成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配合，在人民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行业性上，调解工作有专业人员参与一同进行调解工作，使调解程序、调解活动以专业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不会出现偏差，矛盾得以化解，不留隐患。
比如，昌图县发生一起校园伤害事故，按照以前的调解格局“谁的事谁管”，教育局作为直管部门，负责协调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矛盾，或者请辖区调委会负责调解工作，如果调解成功，赔偿问题解决还好，要是调解不成功，往往就变成了“死案”。
在新的“大调解”工作体系下，调解这件事需要公安、法院、司法、教育四个部门全部到场，公安负责调解过程中的秩序，司法负责调解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矛盾，而法院则在调解过程中负责给出专业意见，如果一旦调解不成功，则法院负责起诉程序。
在元宝区，随着社会的发展，拆迁纠纷、物业纠纷、医疗纠纷等新型纠纷层出不穷，这些纠纷往往涉及很专业性的问题，原有的基层调解委员会，村、社区调委会，甚至是街镇一级的调委会都很难应对。而泛泛地建立专门的调解组织，不能涵盖所有的纠纷类型，也不可操作。
因此，元宝区决定组建一个“动态人才库”，以不变应万变，用动态的管理应对多变的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元宝区司法局与三十多个部门专家签订了聘用协议，既有律师从法律角度看问题，明析法理，又有专业人才解决专业领域的难题，还有大量的实践专家，通过个案与先例之间作对比，进而为调委会的调解工作提供最合理的建议。专业人民调解员的参与，也为调解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大大提升了群众的认可度以及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区域性调解固定专业性调解“临时”
对于千千万万个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来说，最难办的就是跨行业、跨区域的矛盾纠纷，基层调委会往往无权跨区域进行调解，而面对具有专业性、行业性特点的矛盾纠纷，往往无从下手，如果在基层调委会成立专业、行业调委会，又觉得浪费资源。
为此，很多地区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下，由地区司法部门牵头，组建区域性调解组织，在出现矛盾纠纷时，横向通过部门间的申请，区域调委会组建临时调解小组，介入启动专业调解。区域性调解和专业性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克服了行政调解的单一性。
元宝区司法局局长常玉岫说：“这种区域性调解固定、专业性调解临时的调解模式，很适用于当今社会的矛盾纠纷特点，不浪费资源，而且完全符合‘大调解’的理念，有目的性地调解。”
样本故事：解决三十年房子纠纷
今年，元宝区教育局向司法局申请调解一起老教师分房纠纷案，元宝区司法局经过调查后，从“动态人才库”中选择有关调解人，临时建立起了由房产、城建、律师等多位调解员组成的调解小组。
小文(化名)的父母都是元宝区一所学校的老师，1989年，学校福利分房，小文的父母作为优秀教师，分到了两间房共80平方米，当时分的房是由学校教学楼改的住房。
第一次拆迁，学校没有提出房屋补偿问题，只是表示会提供过渡房给两位老师居住，过渡房大小为37平方米。而第二次拆迁，学校表示因为是两位老师一直居住在过渡房，所以回迁需要他们掏钱买房，而当时小文的父母生活贫困，无钱买房，小文也为此事从外地辞职回家，连婚都离了。
这起纠纷的时间跨度近30年，很多历史遗留问题需要重新梳理，元宝区司法局先后三次开人民调解庭进行调解，并由城建、房产两个部门对房屋问题进行历史查证。
在开庭中，司法局就住房性质、借房协议以及临时安置过渡用房等问题作了解释，而且向当事人提供了大量的文件资料，有教育部和城建局联合下发的文件、有丹东市棚户区改造的相关政策性文件。
调解中，调解小组积极安抚小文一家人的情绪，又做教育的工作，还请来了房屋开发商帮助解决问题。最后房屋开发商表示，会在即将建成的新房中，拿出一定的平米数作为小文父母的拆迁补偿，而其余部分需要小文一家拿钱购买，价格会优惠。
整整一个月，这起三十年的矛盾纠纷终于解决了，今年年底，小文的父母就能拿到新房子的钥匙，而这个临时成立的调解小组，也在小文父母的感谢声中“解散”了。
建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协作区
昌图县作为全国的农业大县，全县人口近110万，其中农村人口80万。农村矛盾复杂，往往一件事涉及多个部门，调解一起纠纷，需要给好几个部门打电话，协调时间，坐下来共同调解，而这一个过程往往要持续好几个月，农民直呼等不起。
为此，昌图县发挥基层法庭和司法所的整体合力和优势互补作用，集中力量解决群众矛盾纠纷，建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协作区，基层法庭和司法所作为召集人，对于处理的矛盾纠纷中涉及到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召集，提高解决矛盾纠纷的工作效率。
说起“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协作区”的建立，还要从三江口法庭庭长李晓龙说起。最初，李晓龙自发地建立起“郭明义爱心调解小分队”，主要在三江口镇地区义务服务和调解，他召集了辖区内的法庭、司法所、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和老党员、老干部组成调解小分队，哪里有矛盾就到哪里去调解，因为调解队伍中有人民调解，还有专业调解，矛盾纠纷很快就被调解好了。
后来，李晓龙又联系了傅家镇、古榆树镇、三江口农场、傅家林场的法庭、司法所、派出所，跨乡镇成立调解小分队，一些边界不清的土地纠纷，或者跨地界的矛盾纠纷，都能顺利解决。
于是，在2011年，昌图县决定在全县划分8个协作区建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协作区。并且制定了协作区协调会制度，要求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工作协调会，还有联合开展大型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样本故事：7家联合找回丢失耕地
4月10日，在昌图县司法局双庙子镇司法所，记者见到了刚从村里回来的司法所所长刘瑞杰，鞋上满是泥土的她进屋后笑着对记者说：“让我先喘口气。”
此前一天上午，刘瑞杰接到了房身村村民刘某的电话，因为耕地缺地的事情请求她帮助。刘瑞杰到刘某家耕地里了解情况。原来，今年开春，刘某的邻居张某开始翻地，地翻到一半，张某便进城了，剩余的耕地由张某的妻子徐某继续翻，由于两人翻地时，一垄地的垄宽不同，固定的垄数却占了刘某家的耕地，刘某前些日子下地翻地时发现自己的耕地丢失了，便找到张某家去要回，但是张某不在家，而徐某表示刘某没有证据，不归还占用的耕地。
当天一大早，刘瑞杰通过双庙子镇政法委协调，召集了房身村政法委双庙子法庭庭长、双庙子信访局土地办主任、土地经营管理局主任、房身村派出所所长和房身村调委会主任，一起到刘某家的耕地里去看看。
在刘某的耕地前，土地经营管理局拿出了房身村土地的台账，核实了刘某耕地的实际面积，然后进行测量，查实的确丢失了耕地后，由村调委会负责找到张某家，要求其家庭成员到场。
刘瑞杰说：“村里的土地纠纷最难的就是找当事人，往往是谁丢地的谁在场，占地的咋叫都不来，我们通过村调委会找到另一家，毕竟一个村的，都熟悉。”
不多时，徐某和其姐姐王某一起来了，还说丈夫张某也在往村里赶，刘瑞杰负责做徐某的工作，信访局土地办主任负责敲边鼓，法庭庭长拿出土地相关法规，徐某自知理亏，便同意归还占用的刘某家耕地。
刘瑞杰告诉记者，召集派出所同去的目的就是怕调解过程中发生冲突，“他们主要是维持秩序，以前碰见过调着调着就打起来的情况。”
仅仅一上午，只调解了一次，这场土地纠纷就解决了，刘瑞杰说，每年开春，农民丢地的矛盾就很多，一件矛盾要调解好几次，农民着急耕地，一件小矛盾就闹得不可开交，村调委会为此很头疼。
现在，通过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将矛盾纠纷涉及到的部门一次性召齐，联合调解，调解过程不需要东跑一个部门西跑一个部门，大家都在一个屋子里，现场就能商讨解决方法，进行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