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心理学家费罗姆曾自问：“没有信仰，人能生活吗？”答案是：“人与其说有信仰，不如说在信仰中生活。”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其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
崇尚法律是法官法治信仰的基本内容。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指出：“不正义的行为之一就是法官及其他有权者没有运用恰当的规则或者不能正确地解释规则。”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法律具有抽象性和滞后性，这就需要法官通过发挥个人智慧充分理解法律的内在价值追求，从而将抽象的法律和复杂的事实结合起来并作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加入法官个人对法律的理解，渗入法官个人的价值选择。此时法官的法治信仰便显得异常重要，一个具有崇高法治信仰的法官不会将法律理解为僵死的教条和随意处置的物什，而是会运用自己的全部经验、专业知识和思维能力,在良心的支配下，在极度尊重法律精神和原意的情况下通过反复权衡和比较，从而作出确定性选择，使得法律能够得到正确的实施，而法官作出这种选择的价值基点是崇高的法治信仰。
法官崇高的法治信仰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美国著名法学家约翰·麦·赞恩在《法律的故事》中写道：“法律的命运掌握在法律从业者手中。”良好法治的实现，不仅仅需要有一个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体现着公平正义的实体和程序法律体系，还需要具有高素质强能力的将这一法律体系付诸于实践的人，即法官，此二者是具有良好法治秩序的社会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法官作为法律的宣谕者和实践者，首先要相信法律能够实现公平正义。换句话说，法官对法治的信仰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我国社会主义特色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官的法治信仰成为实现公平正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法官作为一种职业，是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法律实践者。法官职业想要得到公众的尊重，不在于法官职业本身，而在于法官职业承载的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并付诸于实际行动，只有这样，法官职业才会得到公众的尊敬。法官崇高的法治信仰激励着法官坚持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在实现公平正义的同时，也提升了法官的职业尊荣感。
法官崇高的法治信仰有助于社会整体法治信仰的生成。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说：“只有一个人看到他的政府和公共官员尊敬法律为道德权威的时候，即使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这个人才会在守法并不是他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也自愿地按法律标准行事。在所有承认理性的政治道德的社会里，权利是使法律成为法律的东西。”法官是沟通法律帝国和现实世界的桥梁，在很多普通群众朴素的意识中，法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法律，法官的一言一行都是符合法律要求的，因此，法官的言行具有广泛的示范作用，法官是否具有法治信仰和法治信仰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整体法治意识的养成，法官在崇高法治信仰的引领下，严格司法程序，率先尊重法律，以身作则，促成社会整体养成对法治的尊崇，帮助社会整体法治信仰的生成。
法官培养法治信仰需要转变传统观念。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传统文化中并且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法官也不例外。中国具有数千年封建社会传统，在传统文化中充满了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的价值理念，这样的理念还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法官培养法治信仰要理顺传统权力本位和官本位观念和现代法律文明制度的关系，转变公权力高于私权利的传统观念，树立起对公权力的滥用进行司法控制，以寻求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的理念；转变官员高于平民的传统观念，树立起对官与民平等适用法律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为社会中的贫者或弱者提供帮助。
法官培养法治信仰要正确处理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献身法治事业的关系。“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法官作为人一样具有逐利的本性，也同样具有欲望，在职业高风险的时代背景下，法官自然要思考自己的付出与所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官也是一个经济人。然法官手中握着人民赋予的审判权，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官不仅是经济人，还是政治人，是法律框架内当事人诉求具体化的操刀者，同时还是国家法律的宣谕者和实践者，从这个角度讲，法官的价值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标示着国家法律的公信力。因此，在每位法官仅有的职业生涯中，对自身的行为和价值不能仅仅用经济价值来衡量，不能将利益和欲望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来追求，而应有所坚守，坚守对法治的敬畏与信仰之心，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保持法官异于其他行业的独立性与秩序理念，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忽视和违背自己的使命所在、社会需要和职业良心的要求。法官最终要成为法律良知这一片净土的守望者，将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作为法官职业更加开阔久远的参照系。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