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策
说刘光人先生是作家，恐怕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大多数人都只知道他曾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尊重他，也大多因此。而说张志民先生曾是公安系统的人，也恐怕鲜为人知，人们都知道并且敬重他的，是他著名诗人的身份。
人大抵如此，身份有着诸多的模糊。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的前辈们。人生坎坷，阅历丰富，他们走过的路，确确实实比我们走过的桥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不应该被我们这些后来者遗忘的。他们的人生给予我们的启迪，和这种启迪中显露出的人格魅力，足以让我们享用一生。
我和这两位先生都有过交往，说他们是我人生的导师是我的骄傲。现在，两位先生均已作古，只有音容宛在了。
认识张先生时还是那个阴云密布的时代，心中块垒无从宣泄，就写些蹩脚的诗歌。那几页纸辗转到了张志民先生手里，时任《北京文艺》主编的张先生，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就把它拿去发表了，然后还邀我到家里叙谈。印象中的张先生和蔼但威严，端坐时腰背笔直，他那时的头发就略有花白了。我是个记忆力不强的人，记事往往只能记住些片断，甚至是细节。我记得张先生还考问了我几个词句的，但却怎么也想不起他问的是什么。
其实能让人铭记的细节往往是最重要的东西，甚至是人生这部大书中的起承转合。
现在回想，老先生有可能是怀疑我的文学功底的。其实不用怀疑，我们那代人真的是最没文化的一代人，我的知识也只不过来源于对能找到的任何读物的生吞活剥，来源于一种人类对知识的本能渴求。张志民先生的怀疑，表现出的是对那个时代无声的抗议和对年轻人的拳拳呵护。
我这一生，仅发表过4首诗歌，3首发表在《北京文艺》或后来的《北京文学》上，当然都是张先生提携指教的结果。我后来不再写诗，是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做诗人的材料。如果我尸位素餐，只能是对不起张志民先生对我的厚爱。
认识刘光人先生则是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之后。先生是主管调研宣传的副局长，我是他属下的小干部。我是在很久之后才知道他是作家的，因为整天伏案为我们这些毛头小子修改稿件的老人家，从没有说起过自己的辉煌。和张志民先生比较相像的地方，是刘光人先生也是和蔼但威严的，如果谁的稿子有一个错字，他会批评得你抬不起头来。
直到有一天，他为我们讲起《安娜·卡列尼娜》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他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长篇回忆录《在地下》。
我们终于知道，他曾是长期潜伏屡建奇功的我党谍报人员，他也曾是赴朝鲜战场写下大量优秀报道的战地记者。他是作家，是我们的前辈，他对我们这些初学写作的年轻部下的呵护，是默默的，如雷霆之后的细雨无声。而我于光人先生那里最受益的，是对文字的严谨态度，或者说，是对文字的敬重。
也是很长时间之后才知道张志民先生也在公安战线工作过，曾任群众出版社副总编辑，是在偶然读到他的小说《赵全一案件》之后。先生不仅是诗人，还是公安文学的开拓者之一。
刘先生和张先生，其实都是公安文学这条长河里的绚丽浪花，他们腾起时，映着阳光下的彩虹；他们落下去，就融入了更壮阔的激流。
突然地就想：他们的人生，不管今天哪一个身份更显赫，而另一个身份在历史里淹没着，却都因丰富的经历而多彩，因不懈的奋斗而充实。特别于这两位先生而言，他们身份上的模糊，还体现着他们的信仰和追求。为事业而牺牲，对他们来说，是光荣，是职责，是命运。
每一个过来人的经历，于后来者而言，都是一部教科书。而后来者，读懂读好这一部部大书，就不仅是兴趣，而是责任了。赋予我们这责任的，是这个时代前进的要求。因为，不洞察已经走过的路，你就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多长。
据悉，《中国公安文学史》的编撰已在筹备中。这该是一种梳理，为中国公安文学的发展标明方向；这该是一种定位，为中国公安文学的辉煌定格下永恒；这更应该是一种礼赞，为中国公安文学的未来高歌。在这样一曲恢宏的乐章中，刘光人先生和张志民先生，是有属于他们的章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