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辽宁大连中院信访一处副处长于秀军

2014-04-01 09:18:43　http://www.chinapeace.org.cn/　来源：人民法院报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一处副处长于秀军

　　只言定千心的老将

　　在大连中院，59岁的信访一处副处长于秀军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这是记者印象最深的两个片段：

　　镜头一：2013年9月18日8∶30，信访大厅门口

　　上访者刘某身穿写满“伸冤”的外衣，一度失声痛哭，几十名上访者围着她起哄。原来，刘某女儿被判刑，老人不服，要求提起再审。

　　“大姐，你别‘哈呼’（欺负）我行不？咱们其实坐在一条板凳上，只不过你上访、我接访。”等刘某骂完了，于秀军开了个玩笑，“大姐，我听明白了，我想说三句话：第一，你上访我可以理解，但是行为过激，这不有理也变无理了吗？第二，你姑娘这个案子证据确凿，法官没有判错，你相信你姑娘，但法律相信证据。第三，这件事情不是无路可走，你回去后仔细搜集一下相关证据，找齐后你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那好吧！”

　　“大姐，我再多说一句，以后不要拿这些‘道具’来上访，这么多人看着你心里就得劲呀？”刘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急忙辩白：“我这不也是着急吗？”

　　“你看你，听到对你好的话你就乐，听到不好的话你就急眼！”

　　刘某“扑哧”一声笑了，围着的人也乐了，空气中的火药味也烟消云散。

　　镜头二：2013年9月19日9∶00，接待室

　　“你们是大骗子！我有严重的肝病，我快死了，你们不给解决我就天天来！”这名女子是一名甲肝患者，由于丈夫案件申诉期限已过，为给相关方面施加压力陪丈夫来上访。一听这话，上访群众脸色大变，纷纷起身离开，但于秀军不为所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家不必惊慌。我讲三句话，第一，我要表扬你，其实你很善良，你想提醒大家这儿很危险；第二，如果事情真的像你讲的那样，我都要骂一声浑蛋；第三，无论如何也不能受理，毕竟这已经过了期，你还是先回家养病，我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

　　“好，我相信你，剩下的事情你给我办！”

　　“大妹子，你就放心吧！老于做不到的事他不会答应，只要他答应你的事肯定会办好。”坐在一旁的法官说。

　　只言定千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上访群众，无论面对多少人，于秀军总能用带着“海蛎子”味的“群众语言”化戾气为祥和——“老于话糙理不糙，他的话我们愿意听，别看我们经常欺负他，可心里都服他。”

　　2009年，在普兰店市人民法院当了近20年副院长的于秀军调到大连中院。2011年，鉴于日益繁重而复杂的信访形势，大连中院整合原立案、信访等部门成立“大信访”工作平台——信访办公室。随着职能整合、人员分流，一时难以找到能打开工作局面的人选，经过反复权衡，院党组决定起用老将于秀军。很多人不理解。信访一般是锻炼年轻干部的“前线”，可此时于秀军已57岁。本可退居二线的他义无反顾地挑起了信访接待工作大梁。刚开始，一些人议论纷纷，“老于真‘彪’，到这来吃苦受累”，“恐怕犯错误了吧，要不然这么大岁数还到这来”……人言可畏，但于秀军不怒不恼，乐呵呵地在这里扎了根。

　　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于秀军参与进京接访。为方便上访者，于秀军将手机号码一一告知他们。回大连后，他每天要接听近百个电话，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沟通、催办，去基层法院逐一落实。知情人说他傻，他一笑置之，“谁没事也不愿意到处奔走，来找你是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群众难受着来，不能让他们难受着走。咱们傻一点，老百姓的怨气就少一点”。

　　在信访一线，于秀军年龄最大，但接访人次却最多，而且往往是“组团”接待，经常十几个上访人挤在一起，在他看来，这样可以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工作效率，增进理解与信任，甚至上访群众之间互相沟通做工作，对那些固执己见的个别信访者有意想不到的成效。然而，效率的背后却是于秀军成倍的体力与精力的付出，高强度的接访工作使他患上了神经衰弱。

　　每周一，家住普兰店的于秀军一大早就坐上到大连的火车，八点准时出现在接待大厅，喊哑了嗓子、跑断了腿，半年下来，体重从168斤锐减到138斤。“信访熬人哪，中午在食堂，盘子没端稳电话又来了，回到家脑子里也是这点事，听到窗外小商小贩叫卖声，秀军会下意识地跳起来到窗口张望，以为是上访人在喊。”看着急剧消瘦的丈夫，妻子李园别提多心疼了，“秀军每次回家，脸色都很差，话也不愿说，好几次在大连生病我都不知道，我劝他悠着点，可一到星期一还是照样，每次他带上门的那个动静，我听着就揪心。”

　　李园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2012年6月的一天，接待室门外突然传来“梆梆梆”的声音，于秀军抬头一看，原来是他在北京接待过的一名上访老户万某正操一根大木棍砸门。于秀军连忙开门招呼他，话音未落，棍子朝于秀军的脑门砸去。看到这一幕，屋里的人都惊呆了，一位上访老户闻讯赶来：“老兄，你不讲究，要不是老于你差点死了，你还打人家？”

　　原来，2012年，万某进京上访时突发心脏病，于秀军凌晨3点接到电话后，和一名同事火速将其送往医院，并掏出准备为自己岳父买药的钱给万某垫付了医药费，在病房里一直守到第二天，看到万某苏醒后才离开。当时万某十分感激，但回大连后仍不间断上访，每次动辄砸门、高声喊叫，于秀军均耐心劝解。

　　此时，看到于秀军的头上鼓起了包，面对大伙的指责，万某自知理亏。于秀军一手捂着头，一手朝大家摆了摆手：“没事了，大家都坐下。老人家，我知道你当我是自己孩子才会朝我撒气，但咱们还得讲道理不是？您坐下，咱们慢慢唠。”

　　“信访工作苦、累、气、烦、险五味俱全，身体和心理长期超负荷紧张，但我从没听谁反映秀军红过脸、动过粗，他总是笑着把危机化解于无形，他是我们的定心丸。”提起于秀军，大连中院院长李威感慨万分，“信访工作者少有鲜花和掌声，他们就像天天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但秀军不抱怨、不气馁，他用民间智慧和群众语言做群众工作，他就是积极践行群众路线最好的注脚！”

　　“做群众工作不能梆梆硬！”

　　“大妹子，你也来上访吗？我看你一直不吱声，这都下班了啊！”

　　“哦，我是替俺爸来看大兄弟的，这些年俺爸来上访就服这个大兄弟，现在他不上访了，我没事的时候就想来看看大兄弟。”

　　去年中秋节前夕，一位穿红衣服的女子引起了上访户的注意——她只是静静地坐着，等接待完了才掏出自制的月饼——原来，她是“上访专业户”李某的女儿李晓红，她口中的“大兄弟”正是于秀军。

　　李某是一名退休工人，因原单位少发了取暖费将该单位告上法庭，后来原单位返还了取暖费，并当庭道歉。老人要求召开员工大会赔礼道歉被拒绝。此后，他每天身穿自制的上访马甲到法院高声喊叫。工作人员多次劝解，并找到该单位领导、工友做通其工作，但老人消停一阵后依然定期上访。于秀军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后，没制止老人，而是拉起了家常：“大爷，您又在这儿吊嗓子哪？”“啊，对啊，天天在家憋得慌，在这儿喊两嗓子就当晨练了。”

　　几天后，于秀军将老人请到了接访室：“老爷子，我想跟您讲几句话，第一，您锻炼身体可以，但是不能违法，更不能过分，过分就伤身体，也伤天理了；第二，您要求赔礼道歉这个要求不过分，但是开大会就超出了常规，现在不是人家不讲理，而是您不讲理了；第三，您孩子都那么优秀，您这样不怕丢孩子们的脸吗？”

　　“我也知道影响不好，就是气没顺过来！”原来，老人认为是原单位领导打击报复，所以一定要开大会承认错误。“老爷子，这只是您的猜测，您看当庭道歉时那么多老同志都看到了，您还要开大会批斗谁呀，现在可不是文革了。”于秀军又开起了玩笑，“都说老小老小，您看小孩饿了当然要吃奶，但如果吃饱了还哭闹那就是刁孩了，咱们不能太过分。”于秀军还与他约法三章：多参与社区活动排解孤独；身体不适、天气不好的时候尽量不要来访；不着奇装异服、不诽谤他人，文明上访。此后，老人逐渐不再闹访，老人的转变连女儿都倍感惊讶：“俺爸那脾气是一点就着，为了上访这事我几乎和他翻脸。有一回他不爱听，拿拐杖把茶几都敲碎了，但于大兄弟的话他是真听进去了。”

　　这样的事，于秀军自己都不记得处理了多少，但李晓红却记住了他：“于大兄弟是真正把大伙当亲人来对待。有一回，有个大娘认死理，他解释了一个多小时，大娘就是听不进去，我都来气了，于大兄弟还继续做工作。”

　　一次，在接待一位老人时，一位年轻干警说了句“您这事按规定不该我们管”，于秀军听到后悄悄把他叫到一边，“小伙子，咱们做群众工作不能梆梆硬，如果光凭政策和规定就可以解决所有信访问题，还要我们做什么？”他也知道每天来访的不乏无理上访，甚至有的不属于法院管辖范畴。“秀军处长特别耐得烦，他不管后面还有多少人，把每一个上访者都讲通了这事才算完了。”年轻干警说。

　　然而，于秀军也经常感到困惑——近年来，大连中院通过严把审判质量关、创新工作机制，新的信访因素不断减少，信访“老账”也逐渐厘清，但群众工作却越来越难做。“我就是一口大水缸，酸甜苦辣都得装。面对复杂的信访形势，我感到世界上找不到什么灵丹妙药。只有靠我们的真诚奉献换得理解与支持，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创新工作方法，用最大的能量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于秀军工作日志中的一段话。

　　针对群体上访，于秀军摸索出一套“五步真言”，即“赶赴事件现场稳局面、站在群众立场析案情、倾听交流把诉求、沟通责任部门定措施、确定准确时间给答复”，使上访群众感到心安有着落，保证初信初访处理到位，防止了问题复杂化和矛盾上交。

　　针对上访老户，于秀军坚持“望闻问切”四诊法，即察言观色“望”性情、耐心倾听“闻”诉求、巧用法言法语“问”事实、把准脉搏“切”症结，做当事人的“法律顾问”与“心理医生”，营造融洽的沟通环境，尽量引导当事人走上法律程序，用亲人般的温暖化解其心结，对那些法律程序之外的疑难社会问题多方奔走，让当事人迈出多年不能自拔的信访泥潭。经过他细心的工作，先后有几十名上访老户最终息诉罢访。

　　严某的丈夫几年前被单位开除，对相关法律规定不理解的她屡屡上访，并扬言要炸公交车。前几次接待时，她甚至带了偷拍设备，于秀军没有点破，只是站在她的立场分析案情及误区。直到第三次，于秀军才委婉地提醒：“大妹子，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在偷拍，为什么没有制止你，我想告诉你我们行得正、坐得直，不值得你费尽心思。”严某顿时脸红了，于秀军笑着批评她：“大妹子，我知道你心里有怨，这股怨气把你都扭曲了，你要是不陷在这里面，你将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强人。”

　　此后，于秀军又多次开导严某，建议她转移生活重心。在于秀军的感召下，严某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还参加了卡拉OK大赛、老年模特大赛，“我现在就像换了个人一样，他的身上有很多正能量，在他面前，就像孙悟空见了师父一样，那些‘坏’心思无处遁形”。

　　随着来访次数的增加，严某越来越敬重于秀军。“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分好赖，你在做，别人在看。他耐得烦，我们说的问题他认真听，都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给我们跑腿办事，他很公道，有理没理都掰扯清楚。”严某说出了心里话，“一个人只有被感动了才能彻底放下心中的仇恨和利益。大哥从不嫌乎老百姓，这让我们特别感动，来上访的大部分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经常把自己的水杯递给他们，他总是挨着他们坐着，有一次一位老人破口大骂，唾沫星子都喷到他嘴上了，他擦都没擦继续接待。”

　　不曾改变的“泥土”情怀

　　“膀大腰圆想离婚的男人楸住他的脖子叫嚣不判离婚就砸死他；胡搅蛮缠想占公婆便宜的泼妇搅得他日夜不得安宁……他很老实，可每办一件事情、一个案子都有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劲头。”1987年，一篇《乡镇小法官》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的原型正是时年32岁的新金县（今普兰店）人民法院唐家房法庭庭长于秀军。

　　于秀军出生于普兰店市城子坦镇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1979年，于秀军调入新金县法院工作，通过刻苦自学法律知识、深入钻研业务，他很快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办案能手。当时，人们对法律十分生疏，更不知怎么打官司，为此，他在自行车上挂上一个小铁桶、刷子和一卷报纸，报纸用来写怎样打官司的告示，铁桶用来装贴告示的糨糊。他根据农村实际，将驻庭办案与巡回办案相结合，坚持调解为主，不惜磨破嘴皮跑断腿也要把工作做通。由于工作扎实细致、认真负责，他被誉为“把官司断到田间地头和炕头的好法官”。在法庭的几年里，他处理的几千件案件无一件错案，无一件未执行案件，更没有一件上访案件。

　　于秀军常说：“吃百姓饭，穿百姓衣，自己也是百姓。”1989年，于秀军被提拔为普兰店法院副院长，即使“上了岸”，但“泥土”情怀从未改变。“秀军是个厚道人，他对百姓感情特别深厚，他应该是两级法院最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只要有上访的，他主动就领走了，再不讲理的人都服他。”大连中院副院长高峰曾在普兰店法院任院长，提起于秀军来，赞不绝口。

　　19年间，于秀军辅佐5任院长，先后化解了铁西区数百群众因住宅质量围堵市委大院、周某抬着父亲灵柩组织车队上访、姜某身绑炸药包威胁村委会、徐某意外死亡冷尸五年等多起棘手事件，尤其是在处理铁西区数百群众因住宅质量围堵市委大院突发事件中，“四句话解决问题，只言顺千心”的故事在当地群众中广为传颂。（记者 杨叔朋 通讯员 马 秋）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