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创新四人谈
寻找和培育积极的社会细胞（专家访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基层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作为拥有常住人口2400多万的特大型城市，上海城市管理如何转型？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距离有多远？如何跨越？我们邀请专家对此进行了座谈。
施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马伊里（上海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
徐中振（上海社科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友梅（上海大学副校长）
社会公共事务不是政府一家的事
李友梅：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特大城市形成了以居住地管理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模式，强调以规模庞大、日趋精细化的行政管理体系来全面覆盖社会生活领域，并提供各类公共物品。但社会公共产品配置的决策治理层级缺乏多元主体参与，影响了公共产品的配置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吻合度，积累了社会矛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庞大，流动人口剧增，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结构分化，这些矛盾被逐步激化出来。
徐中振：计划经济格局下，所有社会事务、经济事务都是政府的事，都有赖行政系统解决。而市场经济需要多元共治，养老服务、白领相亲、社区环境治理等等，社会性事务逐渐增多，单一的行政系统不足以应对。
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不是政府一家的，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承担。过去，我们总是习惯用行政性逻辑处理社会事务，不仅风险大、压力也大。居委会负担重、人才荒，从反面证明了这条路径越走越窄。
政府放权，给予社会自我成长空间
徐中振：社会组织发展必须是有一个结构性的领域和合法性的空间，所谓“市场的交给市场、社会的交给社会”。当行政系统占据了所有公共空间，社会就没有了自我成长的空间。
施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政府权力一直在两个方向整合，一是上下，二是左右。其实，还有一个“内外”的权力转移问题。当然，我们也有过尝试，比如将政府的一部分事务交给事业单位，结果却培育出了“二政府”。现在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将一部分权力放出来，交给社会。
马伊里：社会治理，培育社会意识很重要。过去，我们忽略了社会的存在，认为社会是不靠谱的，社会是和问题在一起的，其实，社会本身有解决问题的机制。社会自身有自己的生态，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实现自我的平衡。
激活积极的社会细胞和活跃的社会要素
施凯：政府放权于社会，谁来接盘？曾经有人做过测算，一些民生投入，政府自己安排使用资金效率是98%，如果交给社会组织来运用，资金使用效率则可以达到200%。因为政府提供的是标准产品，共性越强，浪费越大。
徐中振：社区合唱队、舞蹈队，商会、各种兴趣型、互益型的团体等等，活跃的社会细胞到处都能看到。我们要去寻找这些积极的社会细胞和活跃的社会要素，将其组织化、体制化、结构化，服务社会治理。
马伊里：社会治理创新，社会主体要出场。社会组织是重要主体之一，社会组织推行什么样的价值观、抱有什么样的社会态度，都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要支持社会组织在协同管理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和私益化倾向。
让党员成为社群活动中的骨干
施凯：治理的领导核心是什么？以前是政府管，现在放权了，基层党组织要发挥作用。上海85%家庭买了房子，代表居民法定利益的是业主委员会，可有的小区调查，业委会中党员占一半都不到。
徐中振：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化主体需要创新探索。上海区域化党建就是一项有意义的探索，它提供了价值理念和有形的系统支撑，激发了基层组织活力。
党员都要成为社群活动中的骨干。党的组织关系是民众融入社区、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路径。现在，上海很多退休干部党员关系还在单位，应该回到社区发挥积极作用。
法治，打通基层治理创新“最后一公里”
施凯：社会治理应该是培育新型的社会关系，我们现在很多基层治理创新是为解决眼前的社会矛盾而想办法，不是立足长远的社会建设。要立足长远，就要靠法治。
马伊里：所谓治理不是纵向的结构，是扁平的结构，不是上下级关系，是平行的关系，但相互有制约。扁平治理结构之下需要的是共识，而不是需要权威；需要的是法律赋予的责任、利益平衡和社会价值认同。
李友梅：社会有很多偶然性、不确定性，规则是固化的，永远覆盖不了社会的可变性、流动性、灵活性，这就需要法治思维而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解决。社会治理创新最终要落实到制度创建上，需要依靠法治，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记者 李泓冰 王斌来 郝洪 禹伟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