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医疗体制 依法打击医闹

2014-03-11 09:02:58　http://www.chinapeace.org.cn/　来源：人民法院报　

盛方奇 制图

　　3月6日，来自温州医科大学的全国人大代表瞿佳做客人民网时指出，建议将医院划入公共场所管理，保障人民群众安全的就医环境。

　　同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等9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紧急提案，建议将医疗机构列为公共场所来进行安保，并且由国务院法制办来牵头，尽快制定出台医疗机构的治安管理条例。

　　两会前后，恶性伤医事件连续发生：齐齐哈尔医生被杀、南京护士被打、潮州医生被押游行。2013年门诊量73亿人次，医疗纠纷7万件，尽管纠纷发生率不到十万分之一，但医患关系还是被罩上了厚厚的阴云。然而将医院化为公共场所来安保，能够修复似乎正在崩塌的医患关系吗？

　　“这伤害的不仅仅是几个医生，而是全国860万医务人员的心。”从医40余年、来自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全国人大代表郭淑芹谈起暴力袭医时不禁哽咽。来自浙江台州医院的全国人大代表陈海啸也在微博上“哭自己的行业”。

　　伤医案，三甲医院占八成

　　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全国政协委员刘玉村说，现在的医患关系呈现总体尚可、部分紧张、局部恶劣的状况。“但就是因为这些局部的恶劣事件，让国人包括医务人员觉得每天都在面临着风险，每天都可能面临铁棍，甚至每天都可能面临刺刀。”

　　“不要学医！”这4个字，来源于温岭杀医案后被医护人员群体广为转发的一张网络照片。楼顶上，一名医生的白大褂背上写着这4个黑色大字。实际上，中国医师协会此前曾做过4次调查：在2002年的首次调查中，不愿意自己子女报考医学院校的占53.96%；2004年，这一比例升到63%；2009年基本持平，为62.49%。但在2011年的第四次调查中，不愿意比例陡升至78.01%。

　　统计2013年以来媒体报道的20件伤医事件，受害者中一线医生占75%，护士占25%。而按医院类别计算，在三甲医院发生的达80%。

　　“打护士也是家常便饭，我们急诊间护士三天两头挨打。”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全国政协委员郑珊说，为此他们采取了专门保护护士的措施，首先是隔离，比如只能有一个家长陪着孩子进来；其次外面设两个保安，而里面一个护士是不可能的，需要两个护士加一个护工。

　　身处如此执业环境，也使得“求个人安全、求科室安耽”、“尽量避免多做或避免做有风险的诊疗”，成为当前医务人员较为普遍的心态。

　　根子还在医疗体制

　　本来齐心面对“疾病”这个共同敌人的医患双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代表委员从不同方面剖析：

　　刘玉村指出，医患矛盾归根结底是医疗资源、技术和保障跟不上患者的需求。

　　“没有科学的分层诊疗稀释了服务质量。”来自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全国人大代表顾晋说，一上午门诊要近6个小时，看50个病人，根本没有时间深入沟通。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认为：“看病不是买东西，看病非常重要的就是医生跟患者的沟通，沟通得越少问题就会出得越大。”

　　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全国政协委员孙建方则认为，医院津贴补助不到位，医生看病就不能全身心投入，总要想着怎么挣钱。

　　“医患不是消费关系，可退换可包治，虽然医疗科技发展很快，但未知空间仍很大。”瞿佳说，信息不对称也是医患纠纷重要原因。

　　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四医院的全国人大代表高广生认为，医患关系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还是医疗体制出了问题。患者看病成本高，医疗事故处理通道不畅，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都是导致医患关系恶化的原因。

　　来自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指出，医药不分，以药养医问题的存在，医生把患者当成自己的生财对象，也使医患间信任恶化。

　　2013年，我国相继曝出福建漳州医药贿赂窝案、葛兰素史克、赛诺非涉嫌行贿案，所涉医生、医院的数量和范围令人瞠目。顾晋认为，劳动得不到合理体现加上人情原因，是医生寻求灰色收入的重要原因，“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要‘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讲到了根子上”。

　　实际人均年收入19万多元，而账面收入只有4万多元。这是钟南山关于2013年广州三甲医院医生收入的调查结果。他说：“医生这样的收入水平是合理的，但来源不合理。”

　　改革才是实现医患和谐的出路

　　诊脉，是为开方；对症，才好下药。代表委员针对医患纠纷，开出自己的药方。正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需推进医改破除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等，以治疗体制沉疴；而当务之急，则需严惩、阻止“医闹”、暴力伤医等违法犯罪行为。

　　来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全国政协委员王国强说：“在我们医疗卫生界，首先是医患关系，之后是医闹，最后才是医暴。我认为医暴已经和医患关系是两个性质了，医患关系中可能患者对医生有意见，但是医暴本身是犯罪，到哪个地方采取这样的极端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来自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全国人大代表葛明华说，要大力推进医疗事件处置的法制建设，使医患双方面对医疗纠纷，都按照有关规定并通过正常途径妥善解决。

　　来自中华医学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吴明江提出，解决医患纠纷要建立第三方调解机构，由医学专家、卫生、司法等方面人员组成，给患者及家属一个合法和有公信力的平台。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全国政协委员姚克则认为要全面引入“医强险”：开车有“交强险”，治病也需要“医强险”，还可以设立医疗损害赔偿基金，主要用于医疗纠纷的补充赔偿，把医务人员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

　　在中国，公立医院是解决老百姓就医问题的主体。公立医院改革无疑是医改中的一根“硬骨头”，其成败直接影响着医改。瞿佳指出，在公立医院方面，医改需要强基层，加强基层医务人员的长效培养机制，建议政府培养订单式的、定向的、合格的基层农村全科医生。同时，建议公立医院改革医疗联合体应当真正做到下沉——三级医院带二级医院，二级医院带乡镇卫生院，派出骨干医生，并形成双向转诊系统。

　　来自奥克斯集团的全国人大代表郑坚江则建议，要利用民营医院的病房资源，为老年病人提供医养结合的服务，与公立医院形成错位竞争，既可以帮助政府应对日益严重的养老问题，也可以帮助民营医院摆脱目前的困境。

　　刘玉村说，医改还要把医药的价格理顺了，让医生少考虑钱，这些身心不健康的病人，特别是躯体带着病痛来的人，他的心里感受就会好很多，对医生多一份尊重。（记者 孟焕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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