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秋菊打官司》中，多次往返于乡、县、省坚持要讨个“说法”的秋菊，在村长最终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后，却露出了几分疑惑：怎么把人给抓了，我只是要讨个说法。显然，秋菊对现代法律制度的运作感到难以理解，并无法接受。我们当然可以从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抑或是熟人间关系结构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但作为秋菊个人、这样一个求助于法律的自然人，仍然需要回归她的自身，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她所需要的“说法”又是什么？实际上，超越秋菊的个案，这也在昭示，我们需要透过社会文化，关注进入法律领域中普通人的诉讼心态，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他们理解的“公正”是什么，由此也引申出，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否应该，以及又能提供什么。
“气”与中国人的冤抑心态
尽管近年来学界有关中国人“厌讼”还是“健讼”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仅从传统文化正面的价值导向上看，至少传统社会中国人不倡导进行诉讼，自古就认为“讼则终凶”。即便到了近代，胡汉民在1929年的《民事调解条例草案原则》的说明中，亦认为“中国夙重礼让，以涉讼公庭为耻，牙角细故，辄就乡里耆老，评其曲直，片言解纷，流为美谈”。在这种法律文化氛围之下，最终仍然进入司法提出诉讼的人，必定是抱着迫不得已与无可奈何的心理，但凡他有一丝其他的办法，是不愿意轻易涉讼的。一旦涉讼，求助公庭，那必然是心中充溢着极大的“不平”，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冤抑”之感，徐忠明的研究认为，“冤”并非仅仅指被冤抑者遭遇别人冒犯、欺凌、摧残之类的外部伤害，也指由此造成的被冤抑者内心郁积，婉转不得排遣而引起的怨气和愤激，即精神遭受的压迫与扭曲；“抑”是指遭受他人的压迫而被扭曲之意，冤抑相连，更强化了“冤”的不得伸张。寺田浩明则认为，“冤”不是“无辜”的意思，而是“无端遭受不当之待遇”的含义，由于对方蛮不讲理的行径，自己从应有的“份”或地位陷入或沦落到一种被压抑的不正当状态，法官作为居中主持公道的主体，当然要惩治不法，使陷入冤屈、压抑状态的当事一方得以伸展，恢复到本应有的原初状态。通俗地讲，就是因遭遇不公而有“气”，正因为有冤抑的心理，有气在那里，不出不行，所以必须找到司法，对簿公庭，求得公道，以作为“气”的出口，恢复到应有的和谐状态。
中国人在司法中的这种冤抑的心态，突出地表现在记录其诉求的“诉状”中。在留存的清代州县诉状中，当事人往往极力渲染自己的“冤抑”，常以“蚁民”描述自己的卑微，极力展示对方欺压的横暴以及自己不堪凌辱的惨状。在乾隆年间巴县的一份诉状中，原告说：“蚁弟正河自往耕田，被长荣等凶阻，纵子李心林，目无尊长，逞凶朋殴，掌伤正河两肋、胸膛，幸费孔芝救尚未殴毙。逆等恶威不息，听费正纲唆使，复至正河家打毁神龛家具，凶威莫故。”（《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以被告之凶威，衬托出原告之无辜、冤抑。也因为诉讼心态中的“气”，汪辉祖说司法审断，务必“酌理准情，剀切谕导，使弱者心平，强者气沮”，最终要达到“是非判，意气平矣”。
在近现代，类似的例证也比比皆是。民国四川的三台县，充满冤抑话语的诉状比比皆是，而且这种“冤抑”的陈述还区分多个层次，层层递进。如陈长宁整理的民国十八年乡民李太和的诉状，先是进行道德自夸，声称“民等务农朴儒，素无染非，团族近邻无不咸知可查”，极力表明自己的诚实、质朴与忠厚，自证为良民是告冤的基本条件。接着，诉状塑造被告的一贯恶劣品行，言被告谭氏在限满退佃时多加刁难，并不断挑起事端。之后，叙述被告怎样仗势欺人，原告屡屡隐忍，“因民田土毗连伊界，屡遭凌辱，隐忍畏恶不敢言”，被告的恶行继续发展。最后，将冤情放大，突出原告受凌辱而无力反抗，甚至陷入生死攸关的处境，“一家十口，嗷嗷待哺”，以其惨状，反照被告的凶恶。这类诉状当然包含了话语修辞的因素，所谓的“欺凌”恐怕也不无夸张，但在纠纷中，起诉人所遭受的冤抑，心中郁积的气愤，不难想见。
在陕甘宁边区司法中同样可以看到当事人的冤抑心理。吴堡县1944年工作总结报告中，曾记述了一个法律案例：是年秋，一个叫王鸿标的农民提起诉讼，因他吃其弟王鸿元家枣，被王鸿元之妻宋氏出言不逊阻止，所以王鸿标提出要分养老产——枣林地。经司法人员讯明事实，劝说王鸿标不要无理争执，但王鸿标说：“不是为了一块枣林地为他们太强恶语伤人，受不下气”。所以司法人员知道了他为了一口气，就劝说王该弟媳宋氏应给道歉，因之宋氏给道歉消气，王鸿标说：“早有这话，认的咱是同胞弟兄，连乡上也不要去，就解决了，快相跟回吧，地我不要了。”在绥德县薛张氏案中，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薛仍上诉不止，林伯渠在批复中就说：法院再审判决时对的，薛仍坚持要法院传讯薛应贵来延，不让他过安然日子，显系不是对事而是“赌气”。这说明当地群众中有“为了一口气，舍出十亩地”的性格特征，司法机关的处理如果适应于这一特征，在司法调解后双方就能平息了，真正起到案结事了的效果。
这些事例，都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下，进入司法场域的人，他首先不是一种权利意识，而是冤抑的心态，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胸中郁积了不平之气，只有“这口气”没有出来，他就难以舒畅，司法判决不被接受，社会的关系也难以和谐。
司法制度如何面对冤抑心态
现代法律是一套基于权利体系而建构起来的制度，它通过为各种权利划定边界、作出救济，进而实现定纷止争的目的。司法活动，就是通过对这一套法律制度的适用，依照一定的程序，分配权责，解决纠纷。司法只能统一、规范地适用法律、解决法律纠纷，而难以一一考虑当事人的具体情状，再要求考虑千差万别的诉讼心态，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就现代法学的知识系统而言，这样的理解当然不错，但面对中国人特有的诉讼心态，我们还是有必要继续深入思考，我们是否应该，以及又该如何设计一套更为合理的司法制度。
在理想的层面，我们当然希望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权利意识，摒弃似乎不合时宜的“冤抑”心态，但在这一目标无法一蹴而就，冤抑心态仍然频频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考虑该有怎样的司法制度，来适应这一状况。在更大的意义上，司法不止是一次性地解决具体的纠纷，更希望通过纠纷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给社会正面的导向，这些目标的实现，同样要求体察人们的观念、情感，在形式化的司法中，更好地运用“实践理性”，适度地融入“情理”，尽力地达至“情法两平”。
司法当然不能全然随“当事人之心”所欲，而首先要依照程序与法律进行裁断，但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适度考虑如何帮助消除求助于司法的人们的冤抑，如何有助于消除诉讼人郁积之“气”，而不是简单地适用形式化的法律，更不能“气上加气”、“火上浇油”。司法需要以体察人情的方式，解法释理，平息纷争。特别是在婚姻家庭类的案件中，涉讼双方往往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要在裁判中融情入理，通过调解与审判等多种方式化解当事人的冤抑，才可能更好地解决纷争、促进和谐。
司法需要设身处地、“情景化”地理解当事人的法律观与正义观，必须认识他们所理解的“公道”的真正意义，尽量给出他们所能接受的公平裁判，照顾到地方性的风俗、习惯，以及特有的文化性格，依法作出更符合实际的裁判。这当然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的不仅是对法律的全面掌握，更需要透彻地理解“情理”，在反复的司法实践中形成“技艺理性”，优化个案裁判中的说理艺术，以达到使裁判口服、心服的效果。
不过，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渗入，传统社会相对一元化的文化传统已经不再。在现代社会的多元处境中，人们的身份是多重的，而在多种相互冲突的传统或习俗中，如没有合理的评判标准，人们将无所适从，司法更难以分辨。因此，法官对“情理”等类似法外因素的考量，对“地方化”正义观的参照，必须通过一种体制化、规范化的方式进入，遵照严格的司法程序进行，既防止司法的恣意，又能够在法治的基础上入情入理，更好地抚平当事人的心结，促进以及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公义。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