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锐
立法或可采取倡导性规则，鼓励受益者给实惠者一定奖励。如此既不会将好人好事完全庸俗化，也可以减少好人“杯具”的产生，避免“善贱伤心”。
据媒体报道，湖北武汉市民陈泉元到银行取款3000元，柜员却给了他3万元，他当场归还了多余的2.7万元。可陈先生回家后，不少朋友同事说他“苕”，多少该索要点报酬。昨日，他为此来到银行，却只要到了一个团购价为6.5元的水杯。
柜员多给了巨款，难免勾起人们原始的贪婪冲动，陈先生却立即作出了主动归还的善举，值得推崇。面对如此善举，银行只是给了一个水杯。在普通民众看来，这未免显得小家子气，更有着“杯具”色彩的戏谑味道。
然而，正如银行经理所说的，“归还银行多给的钱，不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法律义务和底线。”的确，在现行法上，这笔钱将被认定为“不当得利”，银行有权向陈先生主张要回。
另一方面，陈先生的善举能够构成法律上的“无因管理”行为，有权向银行主张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但不能要求支付报酬。钱是当场归还的，自然并没有因归还发生任何费用。因此，在法律上，银行方并没有义务向陈先生给付任何奖赏。
也许对银行而言，有着录像等证据，陈先生的主动归还只是为他省去了追回损失的麻烦。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多数遗失物、遗忘物的失主并没有证据，而摆在拾得者面前就只剩下一个单纯的道德考题。
归还虽然“有德”，但意味着很可能一无所获；而拒绝承认，虽然“无德”，但只要对方拿不出足够证据，也不能拿自己如何。即使刑法上对严重的拒不交还行为制定了侵占罪，但这只是自诉案件，需要失主自行寻找证据，这无疑让该罪形同虚设，实践中也是鲜有定罪。
不得不说，现行法中没有对善行的激励规则，不利于鼓励好人好事。虽然物质奖励并不是善行的唯一动因，但这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道德天平。在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调整好人好事中的法律关系，让善行得到激励。
目前而言，立法或可采取倡导性规则，鼓励受益者给实惠者一定奖励。仅就遗失物而言，还可规定给拾得人相应奖励或“谢酬”。如此既不会将好人好事完全庸俗化，也可以减少好人“杯具”的产生，避免“善贱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