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期待暴力伤医尽快走出公众视野
编者按 2013年12月20日，全国“平安医院”创建工作暨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视频会议在北京召开，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同步启动。针对暴力伤医等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一直以来都坚持给予严厉打击，并着力探索在医院建设警务室等长效机制。记者日前在北京就如何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进行了采访。
2013年1月，时年35岁的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包钢医院的女医生朱玉飞在出诊时，被患者的丈夫砍死。尽管这件事的发生距今已过去整整一年，但提起时仍令人嘘唏不已。
暴力伤医成为2013年最让人心痛的字眼儿。一年来，发生在我国医疗场所内的暴力流血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时占据媒体头条。
为了让更多医护人员免遭暴力威胁，一个月前，公安部召开全国“平安医院”创建工作暨维护医疗秩序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会议，对暴力伤医违法犯罪亮出“零容忍”的鲜明态度，要求各地公安机关与医院联手采取一系列旨在增强医院平安建设的有力举措，在医院驻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警医联动、增强医院周边的警力配备，为广大医护人员和患者构筑起安全屏障。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职能部门和首都多家大型医疗机构，并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专家学者。
医患之殇
救人之地变为伤人之所
尽管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遇袭已经过去两年多，但笼罩在北京同仁医院咽喉科医生邵鸣凯心头的阴影仍未散去。
2011年9月15日，在我国耳鼻喉医学界颇具盛名的徐文被歹徒手持利器连砍十余刀，血洒问诊室。经过两天抢救，她才幸运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徐文的同事邵鸣凯亲眼目睹了歹徒行凶的血腥后果。“当时，她（徐文）刚好在4楼的耳鼻喉科二区坐诊，我听到了动静，立即冲了上去。徐大夫满脸都是血，胳膊、眼部、胸部多处受伤，场面惨不忍睹。”邵鸣凯告诉记者：“幸亏是发生在医院内部，被我们马上推进了抢救室，才幸免于难。”据他回忆，这是他从医多年来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暴力血腥事件。
徐文被砍事件是当下伤医暴力事件愈演愈烈的一个缩影。
据2013年8月中国医院协会公布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暴力伤医事件逐年递增，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的医院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至2012年的63.7%，每年每所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的平均数从2008年的20.6次上升到2012年的27.3次。
2013年，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改观，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仅上半年全国就发生暴力伤医事件14起。而在2013年10月17日至27日10天时间，全国就有6起患者伤医事件发生，多位医护人员重伤甚至死亡。
医护人员的忧虑
一些受访医生陷入对自身职业的困惑和惶恐之中
频发的暴力伤医事件让邵鸣凯和全体医护工作者倍感震惊和愤怒。“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护工作者，反而自身安全保障一点都没有了。”邵鸣凯直言，如今医生和患者信任日渐缺乏，医患关系逐渐恶化。有时，双方很小的一点摩擦，轻则就招来 “你等着”、“治不好，我捅死你”这样的言语威胁，重则就是拳脚相向的暴力侵害。
除了愤怒，一些受访医生也陷入对自身职业的困惑和惶恐之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朱继红感叹：“如果你时时刻刻处在可能被伤害、始终防着被伤害的心理预期下，那就太难受了。有这种心理预期的人怎么会更好的工作，怎么会更加积极的抢救呢？”“徐文事件后，科里的一些医生很快调整了座位，之前有背对着门口坐着的，调整成正对着门口。”邵鸣凯半开玩笑对记者说，自己一度想随身带一包石灰粉防身。
长期关注社会暴力犯罪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院长宫志刚教授分析，暴力伤医犯罪对医疗行业从业人员的人身和精神层面都产生了威胁，严重破坏了医生护士的工作安全感，他们很有可能会把这种不安全感投射到工作中，进而可能影响工作态度，“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是根本
僧多粥少，有的患者甚至一个星期挂不上号，心中的愤怒和积怨可想而知
邵鸣凯在日常工作中相比以前更加警惕和小心，一系列事件也倒逼他和他的同事不断思考如何自身做得更好，避免悲剧在自己身边发生。“对待病人，能多一分耐心就多一分耐心，能一站解决病人问题就一站解决，尽量减少患者的麻烦。”
但是，他也悲观地表示，个人做好避免冲突升级是一回事，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当下，整个医疗资源分配太不均衡了。
据了解，目前，北京共有各类医院608家，其中三级医院72家。北京汇聚了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就拿同仁医院来讲，它是全国最好的眼科医院，天南海北的患者都来此就诊，每天的门诊量有时上万人。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供求矛盾。僧多粥少，有的患者甚至一个星期挂不上号，心中的愤怒和积怨可想而知。这也说明了暴力伤医大多发生在三甲以上医院的原因，门诊量太大了。”一位受访医生如此解释。
此外，畸形的以药养医体制，看病难、看病贵，这些都是被认为导致医患矛盾的原因。然而，撇开这些短期内无法根治的深层次问题，当下如何补齐医院安防工作的“短板”，为医护人员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屏障，或许是当下的务实之举。
对症下药
北京在全市建立56个医院警务室
就在温岭血案发生之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要求医院“聘用足够的保安员，确保安全防范力量满足工作需要”。保安员数量应当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员或日均门诊量3％的标准配备。
建章立制
根据本地情况细化措施，具体实施
记者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总队采访时，他们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作为首善之区，北京市公安局一直将医院内的安全保卫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北京市公安局文化保卫总队副总队长王秀清介绍，早在2011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就制发了《关于建立防范处置医疗纠纷引发个人极端行为工作机制的意见》，建立起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和极端行为防范控制一整套机制。
2012年，北京市公安局和卫生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北京医疗机构治安保卫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从机构设置、职责任务、人员配置、安全技术防范、应急等多个层面，对强化医院内部安全保卫工作，防范各种涉医伤害案件作出具体规定。
尽管在王秀清看来，北京各医院伤医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的发案数，远没有媒体报道得那么严重，但是，首都公安还是采取了非常严密的防范举措。
特别是在201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制发了《关于在部分重点医院推行院警制工作实施工作的意见》，在全市53家医院56个院区建立医院警务室，通过在医院内部设立警务工作室，直接派驻民警的形式，强化内部安全防范，提升对各类突发安全事件的发现处置能力。
立竿见影
56个院区共立各类刑事案件2013年比2012年同期少28起
在警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王秀清坦言：“向重点医院派驻院警实属不易。”据他介绍，驻院民警大都从属地派出所抽调，56个警务工作室全都建在矛盾多发的大医院，标准是门诊量超过每日5000人，警务室最少配备3名民警，多的达到5名民警，24小时轮流值班。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的北大人民医院警务工作室，这是第一批成立的驻院警务工作室。据了解，这个警务工作室成立时，由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揭牌。
警务工作室紧挨着医院门岗，和医院传达室相连，共二三十平方米，条件非常艰苦。驻院民警除了常规的单警装备外，并没有配备其他特殊设备。
王国志是位从警21年的民警，从2012年设立警务室以来，就一直在这里工作。“警务室一共有3个人，3天一个班，每年要上120多个夜班。”他介绍，平常接处警的大多是普通治安纠纷，一年50多起，有扬言报复等过激行为、性质比较严重的2013年全年有6起。
与北大人民医院相比，北京同仁医院警务工作室更显狭小和简陋。警务室紧邻眼科挂号大厅。“每天早晨都有好几百人挂号，多的时候上千人，排队可以排到医院大门口外。”这里的警官向记者描述说，同仁医院地处繁华地带，和北京站相邻，流动人口多，人员密集，治安复杂，一些号贩子聚集在天桥周围，每次都能抓到几个。
除了平时制止医闹、打击号贩子、维护医院周边的治安秩序，他们还检查指导医院的安防体系建设。在民警的督导下，同仁医院的安防相对以前有了很大的完善和提升，“原来没有配备的安保力量配齐了，技防设施也更到位了，在重点部位都安装了一键报警装置。”同仁医院保卫处副处长孙亮介绍。
记者在同仁医院看到，在易发案科室安装的一键式报警装置直接连通医院监控中心，一有突发情况，医生可迅速报警。记者在现场体验，医生报警后，不到2分钟时间，民警及其他保卫力量就到达了现场。
院警制的推行，对于维护医院及周边治安秩序，从快打击涉医违法犯罪案件，有效提升医护工作者安全感和满意度等方面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市公安局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院警制”运转至去年6月，56个院区共立各类刑事案件2013年比2012年少28起，同比下降9.6%。立各类治安案件2013年比2012年少123起，同比下降15%。院警直接参与处置因医患纠纷引发的极端事件2013年比2012年度少89起，同比下降26%。
很多医生也感受到院警制实行后医院治安环境的改善。“一进门就能看到警察，切实增强了我们安全感。”邵鸣凯说。
现实窘境
既要防止矛盾激化又要制止违法
对于民警进驻医院，社会公众寄予很大期望，希望它能解开医患矛盾的结。而现实情况下，院警的执法工作却面临诸多困境和压力，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苦恼。
进驻医院后，王国志就向医院的医生护士发放了自己和丁勇、朱海涛三位院警的联系卡。一年下来，他们和这里的医生熟识了不少。越来越多的医生将报警电话直接打到了警务室。“大事小事都会把电话打到这里。”王国志说，“有时一天会接到10余个电话。”
不管什么警情，王国志和他的同事们都坚持“有警必接，接警必出”。不过，在现场调处的过程中，王国志经常会陷入两难境地。患者指着鼻子问：“你们来干什么，我们这是正常反映诉求，又不是犯罪分子！”而医生则不管什么情况，指望民警一到就能采取措施把 “闹事者”带走。
对于驻院民警来讲，执法必须讲究法律和程序，有些时候，提前介入医疗矛盾调处不仅会激化矛盾，也于法无据。对一些轻微的争执、推搡行为，由于达不到治安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标准，一般只能警告、训诫。只有行为升级到设灵堂、摆花圈、撒纸钱、恐吓威胁等过激行为时，警方才能采取强制措施。
“我们把握的原则是恪守法律，保护医患双方的安全，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处理问题，不使事态扩大。因为，医疗纠纷专业性强，咱们公安没法介入。”王国志说，他们既要迅速出警，制止违法行为，尽快平息事态，又必须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防止因举措失当、应对不妥而导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
“两边不讨好，受夹板气”，是驻院民警的现实窘境，对于某些媒体指责公安机关面对暴力伤医不作为的报道，他们感到伤心和无奈。
此外，医院和警察的配合，也存在磨合提升的空间。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医院警务室还没有得到医院方面的高度重视。一些民警反映，医院有时对于一些例行检查不配合，或者“关起门”来处理矛盾纠纷，直到最后矛盾升级成暴力事件了才通知民警。民警往往成了事后参与处置的 “救火队员”。
王秀清认为，暴力伤医是个社会问题，医院和公安两家必须形成合力。他表示，一方面，首都公安机关一定会按照中央的精神严厉打击，震慑此类犯罪；另一方面，医院也应按照规定要求，切实加强矛盾风险的排查，加强重点部位的防范，增强与公安机关的配合，切实从源头解决潜在的暴力隐患。
专家建议
不光要用“良药”还要完善法律制度
新的一年，公安机关将如何更加有效地铲除暴力伤医这颗社会毒瘤？作为公共安全方面的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院长宫志刚和副教授裴岩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及时发现危险萌芽并将其消灭
谁都不是一开始就带着刀去医院的，事件有一个发展过程
宫志刚建议，医院方面首先要简化诊疗程序，转变诊疗态度，让患者少跑腿、少受气；其次要将候诊区和诊疗区进行物理隔离，提高诊疗区的进入门槛，加强诊疗区的安全防范。在面对医疗纠纷甚至冲突时，医院要建立一套危险因素的评估、发现、上报和防范制度，并定期培训医生，提高他们对危险因素的敏感性，使医生能够及时发现危险因素或苗头，及时将其化解，无法化解的及时上报。
“最重要的是发现苗头，谁都不是一开始就带着刀去医院的，暴力伤医事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及时发现危险萌芽并将其消灭，非常重要。”他说，“在医院中要设立专门机构或专人处理危险因素，在突发事件刚爆发时通过报警设备及时发出警告，比如在每个科室安装‘一键报警’装置。”
此外，提高医生危机应对能力也非常重要。在与一线医务工作者接触时，宫志刚发现，医院和医务工作者的危机应对能力令人担忧。“危机应对最重要的是，在事发之前要做好危险因素和危险人群的评估和统计，及时预警。”宫志刚说：“在事件的初发阶段，要能够运用语言、动作等安抚歹徒情绪，同时保护自己，至少不要激化矛盾。”
现有的一些规定比较笼统
希望国家完善相关方面的法律，畅通司法渠道
裴岩认为，社会对暴力伤医及其他工作场所暴力的关注，常常是随着惨剧的出现而出现的，并没有形成制度化措施。根据她的研究，在很多西方国家都有国家层面的工作场所暴力管理机构，有相应的法规；在相应的工作场所也就有专人负责，每季度都会进行检查和整改，措施都比较细，“在我国，没有立法，没有制度，现有的一些规定比较笼统。”她说。
目前，解决医疗纠纷的过程中，主要是依据《民诉法》《侵权责任法》《医疗投诉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但是在具体的司法解释细则方面，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相关法律不配套，对医疗事故的界定范围窄，缺少健全合理的法定赔偿标准，一定程度上使患者和家属产生了走法律程序难、获赔偿少的印象，只是大多数隐患纠纷产生畏难心理，不愿走正常途径解决而寻求闹事。因此，两位专家希望国家进一步完善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畅通司法渠道，降低患者维权成本、缩短维权时限。
从法律制度方面予以完善
有必要建立医院安保工作的国家标准
宫志刚表示，公安机关要坚持对暴力伤医这种行为的严厉打击，但是，治标还要治本，归根到底还要从法律制度方面予以完善。他认为，可以将医院安全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加以明确和强调。“除了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医院安全外，对医院的内保工作也应该予以关注。”裴岩介绍：“目前，关于医院的内保工作主要依照《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执行，条例的规定比较笼统，公安机关在进行监督检查时没有具体的标准可参照，有必要建立一个医院安保工作的国家标准。”
两位专家共同期待，暴力伤医尽快走出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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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从医患矛盾成因出发
“医患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首要原因是目前我国医疗体制和医疗公益性的问题；其次是医务人员本身的人文精神问题；第三是涉及到病人对医疗服务的期待。很多病人觉得花了钱得不到满意的服务。”钟南山表示，无论是通告提及对秩序的维持，还是对违法犯罪活动的追究，都更侧重于考虑公民人身安全，而要深层次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医患矛盾成因出发，充分理顺。
钟南山认为，现在大家大多把眼光集中在病人与医生身上，而忽略了护士在其中的作用，“护士每天有70%至80%的时间与病人接触，他们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医患关系。”护士也要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与病人和家属进行必要的、充分的沟通，“不是单纯为了态度好而态度好，这样只能‘皮笑肉不笑’。”
他认为，三分医疗七分护理，护理做得好，对病人的治疗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山：主动防患于未然
2012年4月，广东省中山市决定将创建“无医闹城市”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并提出“三措并举”：一是医疗机构提高医德、医风、医技水平;二是在全省率先成立市、镇(区)两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三是公安机关变“闹后被动处置”为“主动防患于未然”。2013年1月至8月，中山市各医院刑事、治安案件同比下降30%以上。“说简单点，现在中山公安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不给‘医闹’创造任何机会。”在中山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谭培安看来，公安机关变“闹后被动处置”为“主动防患于未然”的转变，是有效防止“医闹”的关键所在。（记者 张年亮 实习记者 陈路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