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以小商品市场闻名，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随着市场化、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义乌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就业岗位，义乌人民以开放与包容的心态吸引着大量外来建设者的涌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义乌实有本市人口74万，外来人口达到143万，常驻外商1.3万，少数民族人口达到6万多。大量外来人员来义乌经商、创业的同时，不法分子也觊觎着这一方宝地，致使义乌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而其中外地人犯罪案件占所有刑事案件的85%以上。
作为一个外地人员密集的城市，因外来人员流动性大、社会管控难度高、外地人执行非监禁刑监管困难等因素，导致司法实践中的缓刑适用存在地域差异。近年来，义乌法院坚持平等适用缓刑，更新理念、创新方法、延伸职能，在外地人犯罪缓刑适用方面，摸索出了一条平等适用的工作机制。对该院的做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辉忠认为“是一个很好很有意义的创新探索”。
司法理念的转型：铺设一条回归社会的缓冲带
“如果不是法官给了我们全家一次重生的机会，现在我还真不知道我们家的未来在哪里。”201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义乌法院刑庭的法官对一起非法经营案宣判后，被告人阿信对主审法官充满谢意。
2010年过完春节，阿信带着妻子与5岁的女儿，从家乡永嘉来到义乌做生意。很快阿信就在义乌市稠城街道开设了一家玩具厂。没过多久，随着生意渠道的不断拓宽，阿信为了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又在别处开了一家玩具加工厂用于生产仿真枪，他把老家的父母也一并接了过来，帮忙打理工厂。后玩具厂被公安机关查获，阿信一家四口全因涉嫌非法经营进了看守所。
该案公诉到义乌法院后，经审理，承办法官注意到，若阿信连同父母、妻子均被判处实刑，阿信的女儿将无人监管。阿信夫妻俩也哀求法院对其父母从轻处罚，能够让家庭不致无收入来源，小孩不致无人监管。后该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阿信父亲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阿信母亲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犯罪情节轻微，对社会不具有危险性的，可对被告人判处缓刑等非监禁刑。但实践中，因为异地籍被告人多暂居在案发地，流动性大，给法院的审理及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管带来一系列困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法院对外地籍被告人适用缓刑时考虑的因素更多，适用上更严格。
这既不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平等体现，也不利于刑罚教育和惩治目的的实现。于是，义乌法院积极探索外地人缓刑监管方式，推动外地人平等适用缓刑工作，切实保护外地籍被告人的权利。
法院分析具体情况，对外地籍被告人应当适用缓刑、可以适用缓刑、一般适用缓刑的条件进行了明确，细化具体操作，规范法律适用，切实将保护外地籍被告人的权利落到实处。
据统计，近3年来，义乌法院共对2325名被告人判处缓刑，其中外地籍被告人有1478人，占63.57%。
“让外地人与本地人在量刑上享有‘同城待遇’，不仅是法律平等性的要求，同时也是法院加强和创新司法领域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义乌法院代院长钱建军说。
多元监管网络的建立：铺设一条判矫责任链
2013年年初的一天，江西上饶人阿花因犯盗窃罪，被义乌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法院将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等材料送达江西省上饶县司法局后，当地司法局以阿花“并未实际居住在户籍地，而是长期在义乌经商办厂”为由，建议其在义乌接受矫正，并将执行材料退回义乌。
实际上，阿花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2011年以来，义乌法院共有28件异地籍缓刑犯在首次移交后被拒。如何做好这部分缓刑犯的监管工作，让刑罚的执行落到实处，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外地籍缓刑犯来说，由于其工作生活地与户籍地不一致，在实际监管过程中，究竟由户籍地还是工作生活地监管更有利于刑罚执行？由此，又会产生究竟由谁来监管的实际争议。如果不妥善处理好这个争议，缓刑犯的监管就会难以落实，刑罚得不到执行，不仅影响法律的权威，反过来又会影响外地籍被告人的缓刑适用问题。
为此，义乌法院积极争取市委政法委的支持，义乌成立了由市委政法委牵头，法院、公安局、检察院、司法局等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缓刑适用及执行信息、教育、服务、责任联动机制。同时，根据义乌外来人员多的实际情况，明确了外地籍缓刑犯实施本地监管的条件。对于这些缓刑人员，形成法院、社区矫正办、公安机关联动，基层组织积极参与的全方位矫正体系，实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片区民警、联村干部、志愿者、亲属与社区服刑人员结对的“5+1”监管帮教模式，动员学校、企业等社会力量对其学习、工作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扶，预防重新犯罪。对于虽不符合在本地实施监管，但户籍地司法部门接收确有困难的，义乌法院则通过联席会议确定由本地司法部门接收监管。此外，该院结合已具备外国人犯罪刑事一审管辖权的实际，促成市社区矫正办对外国籍缓刑犯接收监管。截至2013年11月底，义乌市社区矫正办已接收监管异地户籍缓刑犯89名，其中外国籍人9名，无脱漏管及再犯罪情况发生。
对于不符合在义乌实施监管但户籍地司法部门却又拒收的，义乌法院通过联动机制，健全了异地移送机制。义乌法院向义乌检察院发送《监督建议函》，通过本地检察院———当地检察院———当地司法局的督促程序，由检察院监督司法局社区矫正机关接收，最终阿花的监管机关得以落实。
同时，义乌法院还指定一名刑庭副庭长参加每季一次由政法委牵头，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门参与的缓刑适用及执行联席会，对缓刑执行特别是外来人员缓刑犯的执行状况进行通报，研究解决缓刑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人性化温情执法：铺设一条情法融合之路
湖南人阿想的身世非常凄惨，由于母亲被父亲杀害，父亲在服刑，他由外婆带大。2012年，18岁的阿想来到义乌打工，后由于生计所迫，在网吧盗窃他人财物，被控犯盗窃罪。
法庭分析阿想过早辍学独立，缺乏亲情教育，在分辨能力不成熟的情况下沾染恶习，主观恶性较小，遂以盗窃罪判处其拘役5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为了使其顺利回归社会，承办此案的叶法官积极为其提供心理辅导、生活帮扶，并鼓励其通过自己的打工收入来缴纳罚金。后来阿想在诸暨找到工作，他向叶法官出具保证书，保证在2014年农历新年前足额缴纳罚金。
“在很多人看来，刑罚执行都是冰冷严厉的。其实不尽然，刑罚的执行也有温情的一面，作为缓刑执行方式的社区矫正，法院并不是一送了之，而是经常性地对矫正人员进行回访教育，促其重扬人生之帆，顺利回归社会。”钱建军介绍。
义乌法院刑庭法官对本地矫正人员不定期进行回访，和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现实表现、接受学习教育管理、参加社会公益劳动、存在的困难等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分析他们的优点和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道德教育，激发缓刑犯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对回原籍接受矫正的缓刑犯，法官则会向当地司法部门进行电话回访，了解改造情况，掌握他们遵纪守法、工作生活、思想动态等情况。法院还开展爱心帮教活动，建立由村（居）干部、片区民警、法律工作者等组成的帮教工作组，对缓刑执行过程中学习、生活、工作遇到困难的人员提供心理辅导、学习帮助、生活帮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社区劳动，学习就业技能，重新回归社会。义乌法院特别注重异地未成年犯，了解其家庭情况，指导家长做好教育引导，创造有利的监管环境。近两年来，义乌法院共对13名外地籍缓刑人员实行帮教，帮助2名缓刑人员妥善安排工作，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