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路上始起飞

李忠勇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虽然那时我只有十几岁，但已经在农村当上了新闻通讯员。之后应征到部队，仍然时常写稿，但正处在“文革”期间，报纸有着特殊模式，反映基层工作和好人好事的稿子很难被采用，那个时候发表的作品不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办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拨乱反正，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作者署名也由“某某通讯组”改为实名制，将无偿投稿变为计发稿费，为基层通讯员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而这张照片就是1982年我在河北省赞皇县人民武装部采访公社武装部长时拍摄的。

当时，我正好从石家庄军分区机关调到赞皇县人民武装部担任秘书工作。火热的基层实践生活，新政策给城乡带来的巨大变化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希望用手中的笔为改革开放呐喊，为新人新事讴歌。

那时写稿的条件极为艰苦。我在武装部里白天上报内部材料，还要学习、开会、干杂事，工作繁忙，采写稿子只能是晚上或星期天加班加点。夏季天热点倒不怕，最难过的是寒冬。当时住得是一间简易房，砖墙和房顶很单薄，冷风一吹就冻透了，屋里生了蜂窝煤炉子也无济于事，晚上写稿时，倒一杯热水才喝完一半，剩下的水就结冰了，把手脚冻得冰凉。下乡采访没有交通工具，只能坐公交车，当天回不来，晚上只好住在老乡家里。那时自行车是控购物资，没有相关票证根本买不到。后来，县里为了拥军给我们部门特供了几辆，我才用尽所有积蓄花了170元购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有了这辆“飞鸽”，我开始穿梭在大山深处，采访方便多了。过去没有传真机和电脑，稿子写成后，只能用复写纸一笔一画地复写出来，除了邮寄之外，有时候为了赶时间，还得亲自往报社送稿。那时我经常带着稿子，在石家庄市挤公共汽车或步行，一个报社一个报社地跑，中午也顾不上吃饭、喝水，常常一跑就是一天，当时觉得只要能发稿，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

“搞报道要有要稿子不要命的精神”，这是我的一条深切体会。我把写稿作为自己的爱好和追求，作为一种责任和快乐，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在写稿上。当写稿屡投不中时，不灰心，不气馁，还是继续写。1982年1月份，我家属患病到石家庄住院做手术，我住在招待所看护3岁的孩子，等孩子入睡后，就抓紧时间写稿子。春节时，放了5天假，我只在大年初一休息半天，其余4天半全用在了写稿上。多播种子，总会有收获。我投出去的稿子接二连三在报纸上刊登，在广播里播出，在《建设日报》一年刊稿就达百篇之多，有时一天的报纸就刊发四五篇，在通讯员中传为佳话。当时的县委书记肖建章称赞我：“一个人顶一个通讯组。”

为了多写稿，写好稿，我还广交朋友，多方搜集新闻线索，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新闻，就想方设法去采访。有一次，我听人们闲谈时说冯家村有户农民在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放宽后，做豆腐、喂猪一年收入近万元，为鼓励家庭成员的辛勤劳动，男主人特地购买了新衣服、手表、收音机等物品，给每个人发奖。凭着记者的敏感性，我觉得这是个新鲜事，便抽空骑车几十里山路去采访，稿子出炉后，被《建设日报》在头版以《没有听说过的新闻——家庭发奖会》为标题在头条位置刊发。

我经过辛勤努力，使我们单位彻底改变了宣传报道工作落后的局面，在全区评比中名列前茅，石家庄军分区给我记了个人三等功，还被树为石家庄地区优秀通讯员标兵。有一次，在采访人民公社武装部长时，政工干事王长兴用老照相机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刊发在《河北日报通讯》上，照片我一直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