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曾在齐国进行改革，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管子》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一般认为该书成书年代约在战国至秦汉之际这段时期。《管子》在政治法律思想上以法家（齐国法家）为主体，兼采道、儒、阴阳、名、兵等家思想并加以融会贯通。本文仅对管子的司法思想进行梳理概括。本文所称“管子”均指《管子》一书。
“严刑罚”说
《管子·牧民》提出了“严刑罚，则民远邪”的主张，要求掌握司法权力的官员严格适用刑罚，让民众远离邪恶。在其看来，“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威严的刑罚可以使轻忽怠慢的人认真守法。作者又说：“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意谓必须严格施行法令，让民众遵守法令，这就是政治。其中也包含了严格司法的意思。
《管子·重令》又说：“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姓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姓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这段话所透露的信息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行令”即施行君主的法令，“行令”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律实施，包括执法、司法等活动；“行令在乎严罚”的意思是司法上严加惩处，“严罚”包括严格处罚和严厉处罚两方面，后者实际上就是重刑，即加重刑罚。但管子的重刑并非滥刑，而是强调依法处刑。
管子又说：“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审而不行”是说立法周密但不能施行。作者认为，法律不能施行是因为赏罚太轻，反映了其重刑主义的立场。当然，从该书看，个别地方也有“薄税敛，轻刑罚”之类的话，但这显然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并不能代表该书主体上的法家倾向。何况“轻刑罚”只是对某些犯罪的从轻考量，并非对所有犯罪都从轻发落或减免刑罚。
主张严格适用刑罚，但反对滥施刑罚是管子的一贯立场。该书指出：“凡轻诛杀者杀不辜，而重诛者失有罪。故上杀不辜，则道正者不安；上失有罪，则行邪者不变。”引文中的“轻诛”是指轻易杀人，“重诛”是指以杀人为重，即舍不得杀人或者说姑息于杀人。作者认为上述两种做法都违反了法治原则，法治原则要求法官严格依法论罪，既不能不按照法律轻易杀人，也不能对该杀的人不杀，姑息养奸，让坏人逍遥法外。
刑罚“必信”说
先秦时期的法家人物，在司法上一般主张刑罚“必信”，即对有罪者一定要进行惩罚，以树立司法的威信和司法官员的权威。《管子》一书也不例外，强调刑罚必信，许多言论可证明此点。如《权修》：“赏罚不信则民无取”；“赏罚不信，民无廉耻”；《法法》：“赏罚必信密”；等等。
基于刑罚必信的立场，管子反对赦免犯罪，主张“罪死不赦”，认为对犯死罪者赦免会破坏司法的权威。又说：“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意思是说遵循公平正直的法律制度，处死犯死罪者不予赦免，依法刑杀而不失信用，民众就会敬畏司法。相反，“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对于一个国家的君主来说，如果他在赏罚上不讲诚信，那么有五年时间就会国破家亡。这句话的警示意义在于：刑罚的信用、司法的公信力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政权的存亡！
《管子·四时》甚至还将执行刑罚、不赦有罪与阴阳消长、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联系起来，认为对犯罪者不加姑息地进行惩罚符合自然规律：“断刑致罚，无赦有罪，以符阴气。”按照该篇的理论，秋、冬季节是阴气盛行的时候，此时执行刑罚是顺应了时令，因而是天然合理的，而赦免有罪则违反了时令，不符合自然法则，因此是行不通的。此种观点今日看来并不科学，但是信奉天人合一观念的古代中国人对此并不质疑，并且在汉代经过董仲舒等儒家学者的努力，被统治者确定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秋冬行刑制度，该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
管子还指出：“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诚，畅乎天地，通于神明，见奸伪也。”这里的“必”、“信”都有坚决、必定、信实的意思。用刑坚决会树立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会潜移默化地取信于民，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而做到这一点，需要统治者“贵诚”即以诚信为最高原则，以诚信的态度从事司法活动。诚信可以“畅乎天地，通于神明”，具有超越的价值和意义，这里的思考已经上升到自然哲学和宗教神学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