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红
母亲匆匆地来，三天时间，家还没暖热，又匆匆离去。
母亲的性格没变，还是那么随性，看到不满意的地方，还是要说个不停，而且越来越话痨。
可是她真的老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刚调来新疆库尔勒不久，母亲来了，五十多岁的她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步行一个多小时去孔雀市场买许多菜肉，大包小包地提回家，又忙着做饭、缝补浆洗，像个陀螺一天到晚转个不停。
之后，闲不住的母亲便隔三岔五地来我家小住，来时也是大包小包的，每回都对我说要长住些日子，可住不了两天，就在我耳边唠叨，你弟弟工作忙，中午没人给做饭；你妹家的孩子小，没人管；家里的花该浇水了……理由一大堆，不容我反驳，旋即返家，抛下无可奈何的我。
这次母亲到来，上下楼的脚步沉了，需要手脚并用，一步一步挪动。
见我家里脏乱，她仍要收拾，只是，远不似从前利索，只坐在小板凳上，把地上的碎屑打扫打扫。晚上，她要求睡沙发，说自己岁数大了，怕多次起夜扰了我们睡觉。早晨，天未明，听见母亲窸窸窣窣在黑暗中摸索着。妹妹忍不住说，妈来回倒腾塑料袋干吗？母亲回话，我很小心了。在家里我6点多就起来烧香拜佛了，在这里太不习惯，刚来一天就想家了。听得出来母亲语气里的委屈。
母亲每次离开都约好下次来的时间，这次走时却一反常态，搂着我说了一句，女儿，妈老了，走不动了，也许是最后一次来你这儿。望着母亲的泪水从皱纹密布的眼角流下，我的心像被钢针扎着。
我18岁那年，父亲送我去上学，我们走了整整一天才到乌鲁木齐，上了火车，隔着玻璃望见父亲孑立站台向我挥手。第一次远离家门，我哭得伤心欲绝。父亲从此一病不起，年仅48岁就离开了我们，撇下母亲和我们四个还没有成家立业的孩子。父亲去世后，正值更年期的母亲，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精神一度失常，搞得弟妹几人惶恐不安。后来，母亲从极度的伤痛中缓过神来，用坚韧的身体为儿女支撑起一个温暖的家。四个孩子上学、工作、结婚、生子没有一样她不操心。小弟大学毕业分回克拉玛依油田，对母亲说他在大学期间谈了一个女朋友，感情很深，求母亲想办法把他和女朋友一起分回来。为了小儿子一生的幸福，母亲的腿都跑细了，低声下气地求了这个求那个，眼泪不知流了多少，有关方面被母亲的一片护犊之情感动，最终小弟总算如愿以偿。父亲去世时，家里非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而且为给父亲治病欠了一屁股债。1986年我结婚时，母亲把我拉到里屋，从抽屉里拿出一信封，流着泪说，女儿呀，妈一个月的工资一百多一点，要供你弟妹上学和全家的生活，逢年过节还要给你爷爷奶奶捎几个钱，不能让你爸在地下不安。这个信封里有1000元钱，你看着自己买点嫁妆。妈对不住你，没有能力为你举办风风光光的婚礼。
母亲走了，是妹夫专程开车送她。路上我打电话问，妹妹告知，母亲尚好，只是她真的老了，昏昏睡了一路。
母亲安然到家，揪起的心放了下来，可伤感之情却愈加浓重。母亲进入了生命的暮年，如树上的黄叶，不知哪一阵风吹过，会悄声飘落。面对母亲的衰老，我是多么的无奈。我能做的，就是在她有生之年，尽一份孝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