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婴岛本土化或面临法律风险

2013-11-27 08:54:29　http://www.chinapeace.org.cn/　来源：法制日报　

并非每个新生命都有着美好的人生,有一种生命叫遗弃。

许多人都还记得今年1月4日,河南兰考居民袁厉害收养的7名弃婴、孤儿在大火中丧生,事件由此引发各界对弃婴、孤儿收养制度的广泛讨论；3月20日,北京一名20岁左右女子产下男婴后将孩子放在三轮车上独自离开,新生儿光着身子在零度以下躺了40多分钟,最终因冻得太严重而离世；4月25日,浙江一名22岁女子将孩子生在厕所后冲入厕所下水道,幸运的是,经众人接力救援,最后挽救回孩子生命。

各种弃婴消息屡见报端,让人痛惜的同时,也发出疑问,到底拿什么来拯救弃婴?政府为何不能在事前建立起帮助父母承担养育职责的制度,用前期投入避免后期的经济支出以及不良社会影响?难道只有在孩子成为弃婴后政府才应当开始承担责任?对待儿童和家庭的理念何时才能真正转变并体现在具体措施上?

继河北省石家庄市在去年成立我国首个弃婴安全岛之后,11月24日,广东省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唐荣生透露,酝酿已久的弃婴岛方案已敲定,明年深圳市将建立广东省第一个婴儿安全岛。弃婴岛会成为拯救弃婴的法宝吗?

“弃婴问题比较复杂,从认定到监护职责的承担、对残疾重病儿童的救治康复等都是后续问题,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解决。虽然福利院应当采取措施对这些孩子进行救治并抚养,但从长期来看,在我国建立弃婴岛将面临法律上的风险。”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部副主任韩晶晶近日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弃婴的认定程序不规范、不统一,将直接影响到监护关系的确定,而监护关系的悬而未决又影响到后续的抚养及风险的承担。

主动干预比事后救助更加重要

有数据显示,民政部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全国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孤儿与弃儿的数量统计结果为5000人至6000人,到本世纪初已达到50590名,人数几乎翻了10倍。今年1月13日,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现有孤儿61.5万名,但由政府收养的仅有10.9万名,其余50多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

为什么会有弃婴出现?父母丢弃婴儿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从媒体报道中不难发现,这些被丢弃的孩子大部分身有残疾或身患重病,存活率很低,还有的是单亲家庭。面对这样的孩子,父母没有能力承担长期养育的责任。自己没有能力,又缺乏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只能将孩子丢弃。

对此,韩晶晶认为,我国儿童福利工作的理念和制度构建必须转变。国家应当主动采取措施帮助有困难的父母和儿童,这比被动救助有更积极的效果,对儿童成长更有利。应当立足家庭建立环环相扣的监护制度,形成对孩子的无缝隙保护。对残疾儿童和重病儿童,可以通过建立有针对性满足儿童需要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养育补贴制度解决其后顾之忧；对有困难的家庭,提供相应的服务和帮助,避免弃婴或者孩子受到其他伤害。

“只有从源头上考虑问题,从引发儿童权益受侵害的源头上建立制度才能解决问题。对一个个弃婴的救助不可能真正实现对儿童的全面保护,这只是儿童受害后的救济手段。”韩晶晶说。

此外,韩晶晶特别强调,不管是在实践中,还是在规定设计上,都要以孩子的利益为本位,真正保障孩子的安全,这才是最关键和第一位的。一方面,国家应该在弃婴保护方面承担越来越大的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恶意侵犯孩子权益的行为,比如弃婴这种行为,不管是从刑事责任还是从民事责任上,都要有一个追究的制度。

道德水准下刑罚并非最好手段

对孩子的监护职责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拒不承担职责将孩子抛弃也与其他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一样要付出相应代价。很多人认为,弃婴行为一直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原因之一就是在实践中对遗弃孩子的父母惩罚不够,司法机关没有严格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纵容了逃避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因此,导致更多弃婴出现的原因并不是福利院设立弃婴安全岛,而是执法不严所致,所以应当加大对弃婴行为的刑罚力度。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对此,刑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车浩指出,由于被遗弃对象是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人,遗弃行为使其处于一种危险境地,为保护他们的权益,对遗弃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不是所有的遗弃行为都会构成遗弃罪,遗弃罪的成立有个“情节恶劣”的要件,达不到的就不应处罚。

车浩分析认为,弃婴行为是否入刑,取决于对遗弃罪法条的理解,是着眼于抚养义务的规范要求,还是着眼于无生活能力者的权益保护。从理论上讲,如果刑法处罚的是抚养人违反抚养义务的行为,那不管结果如何,只要实施了遗弃行为,就一律入罪；如果是出于保护被遗弃者利益的目的,那么就要区分行为的具体情况,看在具体个案中被遗弃者的利益是否遭受了实际损害。考虑到目前的道德水准以及个人抚养能力不均衡等情况,目前对遗弃罪作后一种理解可能更为妥当。实践中,我国弃婴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复杂,因此适用该罪名的时候,需要考虑到遗弃者本人是否有生活能力或者抚养能力等因素,如果不分情况,对遗弃行为一概用刑法进行处罚,既不妥当也不现实。

对于福利院设立弃婴岛是否存在构成共犯的可能,车浩认为,这与遗弃者本人是否构成犯罪紧密相关。如果认为遗弃罪保护的是被遗弃者的具体利益是否受到侵害,那么将弃婴放置在弃婴岛的行为就不能轻易入罪,因为这种行为对婴儿利益未必有损害,相反可能是有利的,因此父母的行为可以脱罪,相应地,作为接收弃婴的福利院也就不存在共犯的可能。

车浩强调,从目前看,对于遗弃罪,普遍的惩罚未必会被广泛接受,所以司法实践中会对各种遗弃行为加以区别,不能因为绝对义务的履行就不考虑实际情况。刑法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作为最严厉的手段放在最后。除非整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水平达到某种程度,不以结果论功过,而是提出一般性的义务要求,进而对遗弃行为进行普遍性惩罚,此时的惩罚才是合理的。相反,如果达不到这种程度,就会产生一定问题。刑法本身无法塑造和提出一种道德价值观,只是起到维护和巩固作用。刑法提出的义务要求不应该超越现阶段的道德水平和社会一般公民的抚养能力。

缺乏可操作性规范保护或成空谈

据了解,除了刑法,我国目前对弃婴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但也仅是原则性规定而没有专门具体针对弃婴的保护。关于弃婴认定程序等内容,也都是地方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正在制定的社会救助法当中也没有明确涉及弃婴问题。民政部目前正在起草儿童福利条例,但短时间内暂时无立法规划,这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无法与司法衔接。

韩晶晶指出,在弃婴这个问题上,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规范性程序,包括查找、安置以及父母反悔想要回等情况,都缺乏可操作性规定。比如,在弃婴的查找程序上,现在很多时候仅仅是民政部门发个公告,但是很多人对公告都无法获知。

韩晶晶建议,应尽快出台儿童福利法,规定针对弃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性程序,这很有必要的。目前最大的立法瓶颈也在于此,即如何解决规范的可操作性问题。各地的具体规定不一样,接收程序等也不一样,这对于弃婴保护是不利的。“从保护孩子利益的角度出发,设立弃婴岛是有一定效果的,但相应配套制度一定要跟上,比如对弃婴行为的追究以及对弃婴今后的安置是否有一个顺畅渠道,弃婴的监管关系能不能及时确立等,这些都是问题。”韩晶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