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斌
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反腐倡廉建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记者专访了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世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三中全会就加强党的建设、反腐败斗争所作出的重要决定进行了梳理。
形成制度反腐的主导模式
记者:切实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是执政党遇到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改革开放之初，我党是如何探索和作出这方面规定的?
王世谊: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是我们党和理论界一直关注和高度重视的时代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于违犯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记者: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制度反腐首次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王世谊:你说得对。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反腐败实践逐渐摒弃了运动反腐范式，从法制和监督角度探讨了反腐败的应对策略，形成了以制度反腐为主导的反腐败模式。一方面，使得制度反腐具有相对的刚性原则，“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另一方面，制度反腐具有预防和惩治的双重功能，不仅能够按照制度惩治腐败行为，而且能够通过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腐败产生的条件和土壤。
形成源头上预防的基本思路
记者: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我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有何特色?
王世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切实抓好廉政建设。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探索建构了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基本思路，反腐败工作不断创新，形成了丰富的反腐倡廉理论成果。
记者:站在跨世纪的历史时刻，我党如何制定反腐倡廉方略?
王世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江泽民指出，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记者:当一个设计良好的制度体系建立起来之后，仍然会有许多知法犯法的腐败行为发生。当时如何面对并解决这样的现实困惑?
王世谊:制度本身并不具备使人遵守、执行制度的功能。实践证明，单纯的制度反腐并不能控制和规范腐败行为，不能仅仅只关注腐败产生的阶段性或局部性要素，更不能简单地通过依靠制度安排和设计来解决由诸多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复杂社会“痼疾”。因此，2001年9月26日，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其中较早地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无论是舆论宣传所造成的社会声势，还是自上而下所采取的实际行动，都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
健全惩防体系的基本框架
记者:进入新世纪后，反腐形势仍十分严峻、反腐斗争仍十分紧迫，我党又是如何应对的?
王世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靠体制创新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腐败体系，一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二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整体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发表公报提出:“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蚀，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一论断表明，整个体系包括惩治和预防两大方面;体系的基本手段是教育、制度和监督，且三者不可偏废。
记者:这一反腐新思路是如何深入部署的?
王世谊:2008年6月，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确立了“经过今后5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
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