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珍
公诉人的法庭讯问直接关系到能否查清案件事实、能否实现指控犯罪的目的、能否为法庭举证和辩论打下良好基础，其意义重大。但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公诉人的法庭讯问还存在不少问题:不清楚自己想“问”什么，不能有效地运用“问”得到自己所希望的“答”，不能有效地揭露犯罪事实，等等。笔者认为，公诉人要提高法庭讯问的能力，就应当意识到讯问背后隐藏的规律——构建言辞证据链。虽然公诉人出庭的个案有差异，但所有的讯问都应建立在言辞证据链之上，最终达到揭露犯罪事实的目的。
公诉人讯问设计的重点应该是言辞证据链的构建。言辞证据链包括两大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证据，二是言辞。
在证据学研究中，司法证明的对象可以概括为“七何”，即何人、为何、何时、何地、何物、如何、何事。证据学的“七何”实际上是针对犯罪构成要件而提出来的、因此言辞证据链中的证据实际上也可以概括为这“七何”。
言辞可以帮助公诉人认定案件事实。公诉人问话中的一问一答实际上就形成了法庭互动言语链，小到几句对话，大到大段对话，都可以形成一个言语链。案件事实就在这一问一答的言语链中悄然构筑，公诉人通过言语链对案件事实进行自己的叙事和认定。而在语言学上，叙事有七大要素，可以概括为“七何”，即何人、为何、何时、何地、对何、如何、何语。只要把叙事的七大要素都具备了，事情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公诉人在案件事实的叙事、认定过程中，只要在言辞上构成了叙事的“七何”，案件事实自然也可以清晰揭示。
可见，在公诉人的法庭讯问中，证据和言辞可以天然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证据学的“七何”实际上是针对犯罪构成要件而提出来的、能依法证明犯罪的七大要素，而这七大要素恰好对应了语言学上叙事的“七何”，因此证据学上的“七何”完全可以通过言辞展示出来，最终形成言辞证据链。
言辞证据链的形成是公诉人法庭讯问的核心，但要想获得最好的讯问效果、取得最强的说服力，公诉人应尽可能构建最优言辞证据链。最优言辞证据链的构建应该注意以下四方面。
第一，讯问中的“问”要以证据为导向，通过“问”把讯问的重点(话题)放在能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七大要素上。
第二，讯问中通过问话的开放度限制答话人的回答空间，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取信息。问话有开放度大小之分。开放度大是指提问给答话人较大的回答空间，如特指问句“你看见什么了”;开放度小是指提问给答话人较小的回答空间，问话封闭度高，如“你是中国人吗”。开放度大小是相对的，而且功能截然不同。开放度大的问话通常用于从答话人口中获取更多信息;开放度小的问话通常是用于确认某一信息。
第三，揭穿虚假陈述时应找出真假陈述之间的矛盾点，从矛盾点出发设计问话。言辞证据的主观性比较强，真实性不好确定，所以一直被人诟病。但实际上讯问中的虚假陈述是完全可以被揭露的，揭露的关键在于真假陈述之间的矛盾点。只要从真假陈述的矛盾点出发设计问话，虚假陈述完全可以被揭穿。
第四，注意问话中的预设运用。我们通过实际案例来具体分析(最优)言辞证据链应如何构建。
公诉人:当时那个女子的身边有什么?
被告人:当时她附近没有什么，离她特别近的地方没有人，离她几米之外有几个人，是等车的乘客。
公诉人:你看见她身边有一个婴儿车了吗?
被告人:我当时不知道那是婴儿车，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女的购物回来，是一个购物车。
公诉人:你认为她旁边有一个购物车是吗?
被告人:对。
以上是某案件公诉人法庭讯问中的一个片断。公诉人力图认定被告人犯罪时的“主观故意”，问话的意图是想证明被告人看到了婴儿车，自然也就看到了车里的婴儿。
公诉人这一段的问话设计并不是很好，尽管有很明确的意图，却没能设计好问话，因此没能对“如何”这一犯罪构成要件建立起言辞证据链。该问话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点:
第一，没有找到被告人真假供述的矛盾点。公诉人在讯问过程中一直想让被告人承认看到的是婴儿车，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真假供述的矛盾点，矛盾点应该是购物车和婴儿，而不是购物车和婴儿车。购物车和婴儿两者无论在体积还是重量上都存在重大的差别，这种差别被告人很难进行合理解释，公诉人要揭穿被告人的虚假供述，必须从这个矛盾点出发进行问话设计。
第二，对问话开放度的掌握不是很好。第一问是特指疑问句，开放度很大，这适合被告人如实供述的法庭讯问。但此前的讯问中被告人已经做虚假陈述了，这时候公诉人不适宜再用开放度大的问句。
第三，预设使用不慎重。第二问是公诉人直接使用预设进行发问，希望可以得到直接的确认，但预设是可以被否定的。事实上被告人就直接否定了预设。
针对上面问话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如此构建言辞证据链:
问:除了人，你看见那个女子的身边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答:有一辆车。
问:那辆车有多大?多高?
答:……
这一言语链直接对真假供述的矛盾点进行揭示，揭示的过程就把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固定成证据，从而可以构成有效的言辞证据链。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