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设立郡县制，不论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演进如何繁复多变，唯有县延续至今2234年未改。这说明县级政权在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实者，也是“海晏河清”的体现者。所谓“郡县治，则天下安”成为中国历代治世基本之道，事关国家兴亡大局，正在于此。
目前，我国有2862个县级政府单位。现在，中国的确拥有北上广这样越来越多的国际大都市，但没有两千多个县域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富足，中国难称“富强民主”；中国有深圳、浦东和滨海这样的改革先发者，但如果改革不能在县域形成燎原之势，也难以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
进入新世纪以来，县级单位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者，发展矛盾集中向县转移。农业税取消后，乡村政府职能大为弱化，基层矛盾解决的责任全部落在县级政府;二者，发展不平衡最突出表现在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处在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结合部，做好了能消除“二元经济”，做不好就放大城乡差距;三者，城镇化进程的压力直接承担在县域社会。新型城镇化“主战场”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决定了县将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题和难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这是数千位县委书记为下一步加快推动基层改革创新久已期待的“尚方宝剑”，也是考验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线指挥员”的关键时刻。正如采访中一位县委书记直言，“上面说，‘往东走’，我们就要告诉老百姓，从哪儿到哪儿才是‘往东走’。”
在这改革大潮再次到来的历史一刻，数千位县委书记如何思考、如何期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为此深入十位县委书记的工作第一线，听取了他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未来的肺腑之言。
受访对象(以姓氏笔画排名)
王韶华(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
王雪峰(中共黑龙江省青冈县委书记)
王立彤(中共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
田志明(中共山西省襄垣县委书记)
冯守权(中共辽宁省法库县委书记)
李建阳(中共云南省石屏县委书记)
张仕雄(中共贵州省福泉(县级)市委书记)
唐献泰(中共河南省汤阴县委书记)
高 昇(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委书记)
周 斌(中共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委书记)
中国改革的基层动力
《瞭望》：新阶段改革的基层动力在哪里?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才能获得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回应和支持?
张仕雄：改革，既是设计的，也是实践中走出来的。中国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无法前进。没有群众的应者云集，顶层设计无法真正实践，更无从谈起全面推广。
因此，改革的基层动力首要源于基层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群众能获得更多利益，过上更好生活。要想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必须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让改革的红利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群众，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基层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想，这才是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周斌：第一，改革要让大部分人得益。改革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老百姓生活得更好;第二，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在于是否让发展水平得到了提高。
首先，我认为顶层设计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予很大希望。只有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先发现问题，再采取可操作性强的措施，改革才能推进下去。
其次，地方上也要不断地大胆探索。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现成模式，从全球的发展来看，也是各国有各国的情况，发展阶段、人文理念、发展支撑都不一样。所以，必须在鼓励改革、大框架支持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要大胆探索。
冯守权：我认为，改革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中国梦”的客观需要。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这个梦想在我们手中、在我们心中，也在新一轮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需要我们每个人扎扎实实地去做。
二是新一轮发展的必然要求。就基层而言，让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完成。尤其是我们在新型城镇化上推进产城融合、以产带城、以城促产，已经成为改革发展重要推动力。
三是人民群众的所想所盼。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改革就是要进一步顺应发展的新形势，顺应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田志明：怎样才能最大地激发生产能力，怎样才能最公平地解决和改善民生，这是最大的动力。一项政策或是一个方案的出台好不好，检验的标准就是老百姓拥护不拥护，承认不承认。当年小岗村的改革，那不是说你同意不同意，那是一夜之间就在全国推开，就是因为老百姓认可它。
比如，对电动自行车刚制定政策的时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辩论，如该不该上路等，或是存在什么问题等。但这一潮流是抵挡不住的。县城老百姓认可它，汽油摩托车就自然淘汰了。可见，关键看实践。我觉得还是要大胆放开，顶层设计和基层首创一定要相结合。要在更大范围内放开基层创新的自由度，给予更多的空间。
王韶华：现在，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深水区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利益的调整，非常难。现在社会上的情绪大，表面看是大家心理越来越脆弱、火气特别旺，实质是利益调整问题。他们应该得到的利益没有得到，或者某种人得到利益的方式太容易，而不是按照劳动和付出匹配。农村农民利益、城市居民利益、国家和地方的利益、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如何调整，方方面面交织在一起，就得让顶层设计更加科学，才能释放出全新的改革动力。
最近，中央媒体开始宣传黑龙江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土地流转，从原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到现在经营权和收益权进一步分离。这种改革就激发了农村一场大的革命。可以说，特别是现在很多问题不是靠推动就能解决的，得让十三亿人民的内生动力激发出来，这样社会才能出现良性的高质量发展。
高昇：改革的动力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从而激发基层发展的活力。对我们牧区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改善牧区的生产生活问题。一方面，要推进草原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提高牧民群众的收入，处理好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问题，让牧民群众无后顾无忧;另一方面，要不断缩小牧区的贫富差距，提升牧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只有让牧民们更多地得实惠，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牧民群众才会真心拥护改革，才能形成新一轮改革的基层动力。
唐献泰：如果不以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壮士断腕”的决心来改革，中国下一步就可能走向衰退。改革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这就是当前改革的动力。目前，这个动力还来自高层的清醒认识。新一届领导集体上台后，敢于把这层帷幕撩开，非常令人敬佩。不管后面改革如何展开，这种勇气和高瞻远瞩的决心，让我们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充满信心。
现在，基层改革为啥缺乏动力?一是基层的改革存在风险。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搞改革，有可能引起关注，这个关注有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一旦是负面的，就会对改革者产生影响，甚至危及政治生涯;二是改革开放35年，形成了呈部门或阶层式固化的既得利益团体。这些既得利益团体是改革的最大阻力。
改革就得先革自己的命。我觉得来自心底的改革原动力，是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这不是唱高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方水土的带路人，必须时刻记住，跟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大利比起来，个人的利益太渺小了。
基层改革难点何在
《瞭望》：当前改革难点集中在基层，主要体现在什么问题上?如何从基层看待改革突破的关键点?
王立彤：我感到的困扰有两个：第一，不知道改革的边界在哪里。基层呼吁放权，上头也说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是我们担心这种试和闯就在违法违规。因此，一遇到法律政策瓶颈，就不敢突破。
第二，政府的责任到底有多大?改革的方向是“大市场小政府”，是“有限责任”的政府。但在实际中，一个“无限责任”的政府和“有限权力”的政府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时常困扰基层干部。我认为，基层政府要警惕成为一个“无限责任承担者”的政府。
现在，市场主体呼吁最强烈的是要素资源改革。现有体制下，要素资源改革步履维艰。如现阶段对资本和资金还未进行市场化管理，给民营企业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金融改革没有市场化机制，导致温州民间出现了金融信贷中的联保责任机制。这是很危险的“多米诺骨牌”，一旦一个风险点失控，就可能出现一批崩盘。当然，这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全国不少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不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还有社会发展秩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社会管理方面，当前存在很多矛盾，如管理手段缺失，管理权责授权不够到位，有时候让基层难以应付，因此社会管理改革也是众所期盼。
田志明：我认为，改革主要是要理顺关系、调整结构、改变功能、整合资源，特别是要综合性地推进改革，而不能说是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领域或哪一个方面进行改革。
最近，一位企业家就跟我提起一件事，他说以前自己没有搞过生产类的企业，主要是服务性企业等方面积攒了一定的资本。现在想搞生产性的企业，就遇到了一个两难选择。
这不是哪一个部门有意刁难的问题。他在注册公司的时候，遇到的情况是注册生产性项目的企业，必须得有有关部门的立项和批复的文件，他就去这些部门申请。但批项目的部门就说，必须有注册的公司，才能给你批项目。这就进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了。
我们在考虑改革的时候，或出台文件的时候，尤其需要考虑到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在基层实践中，我们就从串联式的审批改成并联式的审批，也就是所有的项目一次性都到一个地方审批，这样效率就提高了。
我觉得，现在上上下下各方面，服务的意识都有了，但在执行到部门规章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矛盾和冲突的。把这些矛盾和冲突降到最低化，我们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了。现在要么是相互掣肘，要么是互不相连，或者是各自强调自己那一方面的，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王韶华：市场主体如何能够在国家管理、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相对自由地推进经济发展，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如何能实现?政府应该管，但是怎么管是应该去研究的。我个人感觉有些事情我们是管得太多了。这是两只手的问题，一个是市场调节，一个是政府，两只手都应该发挥作用。
比如高铁经济，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如何发挥高铁经济的红利。正定高铁站到北京一小时里程，北京那么多高科技企业，如何让这些企业的作用辐射出来，或者在我这加工，或者把我这作为研发基地。现在，怎么去激发市场主体的作用?让政府管理的作用和市场调节的作用都能发挥出来，是最值得探索和研究的。
唐献泰：从基层来讲，我觉得现在改革的难点，最大的问题体现在事权和财力的不匹配上。上世纪90年代，中央开始收权，土地、工商、质检等都收回去了。关键在中国这种单一制政府的特点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发展和稳定的基本责任全都压在基层政府头上。最难的就是县委书记这个群体，上到国之大计，下至油盐酱醋，都要管。靠什么来管?手里要有钱，但是钱从哪里来?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当时的环境下，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没有钱，一些大事是干不成的。这几年，国家集中利用强大的财力，办了很多大事。现在又转回来了，该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了，比如城镇化建设。但是大部分钱国家已经收回去了，地方没有钱怎么办?只能搞土地财政。所以，事权和财力不匹配的问题在基层声音最大。
冯守权：发展的瓶颈往往就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农业发展为例，中央连续十年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但实践中仍然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
具体如农村金融，需要尽快破题，如今农业本身缺乏资金，但农村资金大部分流入城市，包括农字号的银行基本都很少为农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办理农村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基本就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前景，需要中央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又如农业科技问题，现在农民有种植经验但是缺乏熟练的农业技术，因此农业需要专业的农技人员，只有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农业科技队伍，现代农业才有希望，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普遍不愿回乡，包括学农的学生也更倾向于留在城市。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以为，要建立一套规范的政策制度。比如，医疗行业，现在农村医疗条件与城市差距很大，不仅是设备，更重要的是缺乏高素质的医疗人员，可以规定城市里的医生必须到农村来服务若干年才能评职称，平衡城乡医疗差距，教师职业、农业人才等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而不是现在的支农、支教。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实际上还算不上改革，而是政策问题。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配套的、有导向性的政策。
张仕雄：改革在基层的呼声最高、最强烈，但困难也最大。
一是改革动力的释放空间受限。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决定了地方的权力主要源于上级授权，除明文授予地方政府的权力外，地方政府不得擅自改革，如项目和土地审批、矿产资源勘探、投资分配等。基层权力过于依赖上级的授予，导致基层改革虽有动力却没权力，过分依赖顶层设计。当基层发现问题时，不是考虑如何破除制度障碍，使生产活力得到及时解放，为上级改革提供“样本”，而是寄希望于顶层设计。
二是改革的风险和成本巨大。改革多是对旧体制或法律的破坏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甚至是对既有制度和上级权威的挑战，改革往往被认为是“自找麻烦”，大部分人不会甘冒风险推行改革。
三是受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对于改革者来说，能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需要有勇气与担当。一方面需要基层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敢于破冰，勇于亮剑，推动改革发展;另一方面，则需要上级出台一系列鼓励改革的政策措施，免除改革者后顾之忧。
李建阳：石屏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总量小、工业基础差、财政收入低。目前，县级在社会资源和公共配套设施上存在很大的缺口和不足，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对在住房、交通、医疗、教育上的需求。想要立竿见影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县级的快速发展来解决，这就需要一个过程。
一方面国家应当加强对县级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尽快完善县级各项公共设施;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的主题，县级应当合理规划，加大发展社会事业的决心和能力。
高昇：我们农牧地区主要集中在草牧场的经营体制、功能区体制建设、二元结构改革、牧区产权制度改革以及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比如，草牧场的经营体制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牧区也按照包产到户的原则，分包草场到牧户，在当时极大地提升了牧民生产的积极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单打一式的分散经营已经制约了牧区经济的发展。目前，很多牧民通过求学、打工等多种途径离开了牧区到城市定居，牧区人口大幅下降，将来谁来放牧?这是个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牧区的发展就没有希望。
王雪峰：改革不是论证出来的，不能只靠顶层设计。每一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错综复杂、敏感脆弱，涉及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体制机制的藩篱束缚，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建构，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基层而言，上级政策存在“打架”现象，部分政府部门职能交叉重叠、职责不明，导致基层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无所适从。
周斌：相比中西部县市，武进虽然情况较好，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参与到世界分工大体系，我们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弱的。在全球产业分工当中的层次还比较低，很多是通过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来取得竞争优势。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仍处在被配套、中下游的状况。
其次，三十多年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害。虽然这些年来也在不断加大环保的投入，但总体而言，我们的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第三是人才的短缺。虽然说每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是基础技术的研究人才、中高级的应用人才，尤其是有全球化眼光的专业人才，比较缺乏。
突破的关键点在哪里
《瞭望》：如何从基层角度看待改革突破口?
王立彤：授权。这个“授权”不仅仅是行政审批的授权，而是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的法律授权，使得各个层面的城市有更大的自主依法行政的管理权力。
我深切体会到，因为授权不够，导致基层很多问题难以解决。比如，一些问题牵扯到多个利益主体，涉及到多部法律法规，副区长协调不了就推给常务副区长，常务副区长协调不了就找区长来协调，区长最后找书记。为什么我们会议多?因为协调各种利益矛盾的协调会多，很多时候，我们忙于对各种利害关系进行综合研判提出解决方案。
企业主体常会遇到一些“互相打架”的法律规定。例如，消防是对规划设计有严格要求的，原来的房屋结构是在原来的消防条件下建成的;可按照现在的消防标准，一些重新装修后想进行生产或商业活动的房子就不符合现行消防标准因而不能营业。这样的矛盾在基层很多，影响面很大。改革就是要让新标准运行时不和原来的标准“打架”。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无依据前置条件”清理。清理后发现有几百项缺少法律依据的前置条件，大多是部门要求基层社区出的证明。部门之间相互推责，到基层后责任没法推了，就变成基层去不断协调。这不仅仅是效能的问题，而是我们国家行政管理不统一不精简，授权不到位的问题。
唐献泰：突破口在哪?就是老百姓的需要。第一是上学。我做过一个测算，就以汤阴为例，从小学到高中12年，如果国家全包了，吃饭住宿、书本费一切，家长全部不用管，我算了算，大约一年需要3.2亿元，我们县的GDP是130多个亿。如果说推及到全国，以我这个县为例，我这个县是个中等人口县，全国是2700多个县区，我算了算大约需要8000亿元。按照目前来推行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没有那么大的财力，但是可以分阶段来实施。比如，到2015年，国家可以先实行高中教育全免费。我大约测算了一下，也就是1000多个亿。
第二是看病。看病上国家也想了很多办法。我认为还需要加大力度，特别是在大病救助上要从上到下设立一种大病救助机制，在这点上得有突破。这个我也测算了一下，这种大病救助应该是中央、省、市三级财政，切出一块专门作为大病救助的基金，分三年或分五年实施。因为基层老百姓现在因病致贫的比比皆是，一生病，特别是大病，全家完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赢得民心的重要一步。而且我认为这是改革在民生方面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这个口突破了以后，连带的社会效应会非常大。
我县的上访量河南省最低，老百姓怨气少，就与这种指导思想有关系，加大力度，让老百姓减少支出。我认为这是个决心问题，就把现在三公经费压缩、楼堂馆所费用压缩，把这些压缩出来的经费用来搞这项民生工程就够了，完全有能力把这事办好。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个国家的决心问题。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我看到了新一届政府的决心。
田志明：我认为是简政放权。对企业负责，应当是投资人为主的，而不是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现在，审核部门好像比企业家更懂企业一样，好像比企业家更懂项目一样。这两者完全是颠倒的。谁最对企业负责?企业的老板最负责;谁最对项目和市场敏感?是企业负责人最敏感。我觉得，这就没必要设置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和坎坎。
再一个就是政府部门收费，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给你发了工资，发了经费，为什么还要层层收费呢?我觉得，县一级的收费统统可以取消。企业和老百姓来办点事，你还要收费，就那样一些纸张等，政府还承担不了吗?你本来就应该给大家服务的啊。
为什么有一些腐败案件发生呢?就是因为部门或某个人掌握了这个权力，部门利益私有化了。如果统一取消了，一个公司的注册，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就行。一个项目好不好，你就得有几条硬指标，比如环保，设定了标准后，达不到要求将其卡掉就行了。
现在弄那么多中介公司，来了都一口价，就是给你出一个方案或是什么报告，我要多少钱。拿着这个方案或报告去那个部门就好批了。没有这个中介机构的东西就不好批了。很多中介公司跟权力部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就直接是下属单位，或者是延伸出来的机构。
如何推进和落实基层改革
《瞭望》：当前现实利益格局下，完成改革任务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思路和精神状态?
王雪峰：各级领导、各级组织，都愿意支持踏踏实实干工作的人，谁都想有工作成绩。说都想为民，就是找不到平台而已。我在大会上讲，青冈怎么穷的，就一盘大酱，他拿一棵葱，你拿一棵白菜，都上去戳。一定要从观念和行动上走出来干事，干事才能有信用嘛，才能获得老百姓的认可。
基层推进改革，一要有志气，二是不能贪。如果一个领导班子思想没有先进性，不符合大众利益，就不要当了。现在，青冈这个班子老百姓都信服，就是我们做事公道、不做私。这样思想就统一，组织上就容易形成共识，这是改革推进最关键的。
比如，青冈县人大、政协、工会、政法委所有的领导在基层改革中都有具体工作分工，都要干一摊具体工作，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而且他们都有实权，一定要给他们实权。权力是人的一种欲望，也是干事的一种工具。一定要吃透和运用好权力正面的东西，而不是消极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每一个思路，都请人大政协和老干部去调研，最后由政府制定实施政策，形成最广泛共识。其实，调研本身就是一个影响、启发和形成共识统一意见的过程。比如，青冈县政协主席在教育战线工作过，我就让他抓教育改革，他调研的建议，我们就认真采纳，形成政府决策。对此，他们也很有成就感和积极性。改革，一定要在孕育的时候统一思想，一开始就调动积极性，形成了共识大家就去做，千万不要定完了再去统一思想。
周斌：推动改革，涉及到三条：一是自身要想改，要想有作为，不能说“反正要交给别人，只要在我手上不出事就行了”;二是要允许出错，改革需要宽容的社会环境，对待出现的错误，领导和社会都要有正确的看待，要区分清究竟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还是工作中不主动、不作为带来的错误。要尽量形成一种包容失败、宽容改革的氛围;三是要主动纠误。改革一定是不断在曲折当中前进，不会是一条笔直线。因此，如果能早发现问题，早进行调整，主动进行自我改革，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推向前进，不至于出现重大偏差。
如果武进要进行某项改革，如果是面上的问题，我会先选择一些点来进行试点。要把问题看准，症结在什么地方;其次要做好方案预案的设计，怎么来推进;第三要经常关心，进展到什么程度，老百姓的反映怎么样，实施效果如何，等到了合适的时候再从面上推开。
改革落实难不难?首先要看政策制定得合不合理，我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调研，一定是针对性很强的。此外，比较中国发展，非常复杂，一个药方要对各种病、各个地方的病都要有疗效，必须做到普通话和地方话有机结合。因为中国这么大，发展差异很大，不可能一方药包治百病，但可以有一个总的规律。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这需要各级地方政府深入领会中央意图，要精准把握地方实际，要在大背景的情况下有效地制定地方上的具体行动计划，要体现执行力。要自觉主动地把地方的发展放到全国发展的大背景当中去。现在一些地方，一是不想改，是惯性思维;二是不敢改，怕引起矛盾;三是不会改，不知道问题在哪，或者知道问题但不知道办法是什么，不知道如何制定方案。这些都可能导致一项好的政策出台之后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唐献泰：作风应该排到改革的第一位。没有作风就没有后面这一切。这也是十八大后，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狠抓作风建设的初衷，这就是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第一炮。在现有的环境和氛围中，一味因循守旧、按部就班，能革故鼎新打开局面吗?你好我好，能强力推动工作吗?能打破“官场”这种顽固不化的痼疾吗?作风问题已经给我们的党带来了极大危害，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有正义感的共产党员，若再对此熟视无睹、轻描淡写，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对于改革操作的策略，除了自上而下，还要先急后缓、稳步推进，先解决与民生关系最大的问题，先稳住民心，再考虑其他;还要先“点”后“面”，中间还要不断地修正，还要有个互动，互相融合。
说到任务排序，我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其前提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科学地认清党政职能的性质和职权范围，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机构重叠、职责混淆等问题，党委不再对行政进行干预，集中精力管好大事，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应该体现在总揽全局上，从而建立新型的党政关系。
其次是政企分开。政企分开喊了这么多年，效果很不理想，甚至我认为又倒退了。全国的县长都成了总经理了。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了一只乱摸的手、乱伸的手。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不但扰乱了市场信号，而且抑制了企业活力，但增加了政府不必要的负担，甚至滋生了寻租腐败。
田志明：现在的关键是，我们敢不敢改革自己的利益，敢不敢在这方面开刀。先把利益和手中的权力剥离开来，能做到这一条，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最终还是因为利益，你在那个部门你就有利益，我不在这个部门我就只能喝凉水。你的利益是你自己有的吗?是那个部门赋予你的。把部门利益剥离了，你在那个部门干那么多活，跟我在这个部门干这么多活，没有多得到多少利益，那就不会非争着去那个部门了。
现在，根本是要解决利益问题，是为老百姓谋利益，还是为个人谋利益，或是为小团体谋利益，出发点不一样，路径和结果就不一样。现在一些规定，某一个部门制定后就成了全国性的规定，这一定要打破。改革最终的导向只能是，最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更公平地、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
冯守权：如何在基层改革和发展中才能有所作为?总结法库的发展与实践，我认为主要是打好“四张牌”：
资源是“铜牌”。资源固然重要，但如果看得太重，就不会科学地、可持续地发展，产业最终会走向枯竭。过去，虽然法库地下埋藏着二十几种非金属矿产，却主要靠变卖资源这种“守着金碗要饭吃”的方式发展，只有陶瓷产业有一定的规模。后来，法库既注重优化资源发展产业，更注重“无中生有”发展新兴产业。
作风是“银牌”。作风就是凝聚力、战斗力和生产力。很多工作确定之后，如果没有好的作风作保证，就不会得到有力的执行，更不会取得科学有效的工作成果。近年来，我们凭着顽强的作风和高效的执行力，把许多别人认为不可能做成的事变成了现实，创造了令人羡慕的“法库速度”，形成了“争第一、创唯一”的“法库精神”。
思路是“金牌”。思路决定出路。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一个地区的发展，资源再丰富，劲头儿再足，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思路，也是一事无成。我们从法库实际出发，从大的发展趋势出发，坚持全域科学谋划发展，大力实施“品牌兴县”战略，做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生态化”五篇文章，强化工业兴城、市场兴城、文化兴城，着力打造“中国瓷谷、北方通航、中国牛县、山水法库”，加快实现“建设沈阳北部新兴产业基地、区域中心市场和现代田园城市”三大目标。正是这个好的思路，保证了法库发展的正确方向。
团结是“王牌”。团结才能步调一致、人心思上、政通人和，一个地区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干群和谐，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创造不了的奇迹。我县几大班子团结、干群团结一致，无论县委换届，还是人大、政府、政协选举，都是满票、高票当选，形成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也正是增强投资者信心的关键所在。
（本文执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采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自良张奇志吕晓宇王新明魏董华屈一平尚前名王仁贵李绍飞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