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行政纠纷多发，但在2010年以前，我国每年行政复议受案量徘徊在8万件上下。这一数字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距:在英国，每年行政复议案件达100多万件;在韩国，每年行政复议案件也有10万多件，而韩国人口仅为5000多万。
相对行政诉讼而言，行政复议被视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纠错机制，同时也是部分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本身被赋予了更具及时性、便民性、灵活性等预期，本应承担更多的行政纠纷解决职能。然而，相关数据表明现有行政复议似乎并没有实现立法初衷。群众还是更多地选择行政诉讼作为救济途径。这一方面也许因为行政复议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受理难、审理难、公信力低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在于目前立法体例下，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界定不科学，并未突出该项制度的优势。
作为带有监督性质的制度，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本应远比行政诉讼宽泛。而当下复议范围与行政诉讼范围保持一致，就排除了不适合司法审查但适合行政审查的案件范围。同时，诸多游离于复议受案范围之外的行政行为，更造成了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的恶性循环。
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扩容势在必行。首先，应将没有法律、法规授权，但又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纳入。其次，当权利受到行政机关影响，公务员本应如普通人一样获得平等的法律救济，这是法治统一的基本要求，故应将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处分纳入。再者，对一些诸如行政劝阻、交通事故认定书等新型案件是否应纳入行政复议，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最后要强调的是，抽象行政行为比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对象更多、更广泛，一旦违法必将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而目前，行政复议仅限于一定级别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同时，必须通过复议具体行政行为来“附带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实际上是把人逼到了只能以“违法方式”获得救济权的境地。因此，有必要在范围和启动程序上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