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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寻找回来的世界》，讲述一群少年失足者回归社会的艰难过程。与这个电视剧同时，在沈阳，一位名叫张立祥、人称“祥子”的失足青年，也在努力为自己寻找回来的世界。
祥子成功了，1993年，他在沈阳西北部的塔湾成立了旧机动车交易中心，有了自己的事业，可以有尊严地生活。其后的20年，除了将“新塔湾旧机动车交易中心”做到东北最大之外，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浪子”寻找回来的世界。祥子的牵挂他们有多难只有我最清楚
1993年，张立祥的车行刚刚成气候，因抢劫被判刑5年、服刑期满无处可投的李某找到了他，请他收留。从那之后，祥子的车行先后安置了400多名刑释解教人员。
“只要是奔着我来的，我全都留下，因为我太知道被人拒绝是什么滋味了。 ”回想起当年刚刚走出监狱的自己，祥子深深地知道浪子回头有多难：当临时工，干装卸、土建，各种最苦最累的活儿，最长的也就能干3个月，一旦让人知道了自己有前科，马上就被辞退了；做生意，没有“好人”愿意合伙，来帮忙的都是跟自己一样的人……“也只有我才知道，我们想要回归社会、做一个正常人的心愿有多强烈。 ”
80后白云飞一度“恨透了”这个社会。如果不是因为家里没钱赔偿，一次交通肇事哪至于让他被判刑一年半？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蹲大牢，父母哪至于着急上火、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相继辞世？这个农村娃发誓：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天，就是自己报复社会的开始。然而，当这一天真的来临之时，他却愣住了：监狱门前停着十几辆轿车，一群男青年从车内走出，张开双臂，冲白云飞露出灿烂的笑容。
车队相迎、里外三新的衣服，一张每月至少能有1000余元基本工资进账的银行卡——这是塔湾车行老板张立祥在监狱门口接走刑释解教人员的“常规动作”。 20年来，这套“常规动作”被重复了300余次。每次接人回“家”，老板张立祥必定亲自到场。
为什么要像置办一场婚礼一样迎接每一位“浪子”的新生？张立祥说：“重新回归社会，他们最需要的是亲人的笑脸、家的温暖，尤其是那些无亲可投、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人。头一个月最关键，偏见、冷眼，极有可能使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
伸出左手，少了一根小手指；撩起头发，左侧额角有一道道疤痕；搂起上衣，一道粗粗的大疤拦腰横于腹部。他叫李文杰，曾是一名“惯偷”，8次“进宫”，累计在监狱住了13年又6个月，3次剖腹自残以躲避警察的追捕。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了被人认为无药可救的人，到塔湾车行后的境遇却完全不同。
“大学生、下岗职工跟我一起工作，没人瞧不起我。说话、吃饭、做事、工资待遇……人人平等。 ”做车辆管理员，还能做二手车中介赚一些，一天三顿白吃白喝，一年四季公司都发新衣服，每月净赚四五千元；过去“顺”惯了“不义之财”，现在却在圈内以诚信经营闻名，“绝不以次充好，绝不制假售假，什么品质卖什么价钱”，李文杰如获新生。
的确，正如张立祥所说，回归人员都没有奢求，有饭吃、有地方住，就够了，如果还能看到善良的眼神、听到暖心的话语，还有人相信他们改过的诚心，他们就会获得新生。
高永森，曾因抢劫、盗窃、诈骗多次入狱，年近50的他，竟然有20多年的时光都是在高墙铁窗内度过的。在车行，张立祥安排他负责进出车辆的收费工作。曾经靠偷盗诈骗抢劫等方式过活的自己竟然被安排了一个“管钱”的工作，高永森对这份信任无比珍惜，从2004年来车行到现在，他从来没贪过公司的1分钱，与原来疏远的家人之间的关系也亲近了许多。
“咱这‘贼窝’里头不丢钱。 ”张立祥打开没有上锁的抽屉，一串钥匙就扔在里面，其中还包括办公室保险柜的钥匙，“上锁也没用。这种老式保险柜，拿个螺丝刀就能别开，咱这儿高手小偷有的是。 ”但20年来，“神偷”云集的塔湾车行从来没有丢过钱或者其他物品。
这是一个奇迹：刚来时档案里劣迹斑斑的浪子们，不论是已离开车行还是仍在车行工作的，20年来无一人重新犯罪。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汶川地震、雅安地震包括今年的抚顺清原水灾中数次向灾区捐款，累计捐款超过15万元。用大爱感召回的“浪子”，同样用真情回报着社会。 2 祥子的抉择我宁可养这些让我操心的
在塔湾车行采访，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这里与所有其他的企业都不一样，就像一个大家庭。
员工管张立祥不叫老板、也不叫张总，一律叫“大哥”，称呼中就透着家人一般的亲近。张立祥办公室的门长年开着，每天至少有十几拨人到这儿找“大哥”，他不在时，大家就自助喝水沏茶、吃些水果。除了睡觉，几乎所有的时间张立祥都和员工泡在一起。去街边的浴池洗澡，瞅见哪个就把哪个带上。新来了员工，张立祥就带着去早市买内衣，一买就不是一个人的，常常是每个员工都有份。 “就连我儿子，我都没领着去买过衣服。 ”
张立祥的亲姐姐张立艳就住在车行，负责所有回归人员的饮食起居，也包括那些需要格外关照、教导的少年犯，“孩子们的工资我负责看着，等他们‘毕业’，一并还他们”。在这里，结婚成家就是“毕业”。20岁的张光远“毕业”，父母双亡的小青年白云飞“毕业”，在车行待了近10年的“神偷”徐庶才也要“毕业”了……张立艳的屋子里，摆放着4台一模一样的39英寸电视机，“今年4个人结婚，给他们一人送一台。 ”
新到的员工置办生活用品，租房子，结婚差钱，手术缺钱，“倒车”没本钱，都由“大哥”出。每年，除了给员工发工资、上三险一金，补足以前拖欠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些正常的支出，张立祥从个人腰包里掏给这些回归人员的其他资助就有七八十万元之多。
记者跟张立祥开玩笑：“要是用这笔钱做公益、做慈善，你可就出大名了。 ”张立祥却严肃地说：“我不图那个名，我觉得这钱花得值。 ”
把钱捐出去，还是花在回归人员身上，这只是张立祥的抉择之一。还有一个抉择更值得一提：2005年，张立祥做了一个一刀切的决定。那时，公司里的大学生、下岗工人总是给回归人员脸子看，矛盾冲突不断。“好人”瞧不起“坏人”，怎么办？他干脆辞退了 “好人”——“他们没了工作还能再找，回归人员可不容易再找工作。 ”
其后，张立祥将这个决定执行得更加坚决：车行作为沈阳市于洪区回归人员安置基地，与辽宁省第二监狱、康家山监狱、东陵监狱、关山子监狱、海城少管所、于洪区法院等单位签订了联合安置帮教合作协议，每年从这些单位招收员工。到目前为止，车行员工中大部分都是回归人员。今年，张立祥准备新招20多名员工，也全部都是回归人员，招人的唯一条件就是“三无人员”——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业可就。“有家的人自然有人管，‘三无人员’也许是最绝望的人，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
回归人员，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职业技能，性格桀骜不驯的多，生活习惯上更存在着诸多缺点毛病，还有相当多的长刑释放人员年龄偏大，学习和适应能力更差。记者很担心：企业越做越大，这样的员工素质会不会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呢？而张立祥说：“我宁可养这些让我操心的。啥叫好员工？学历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责任心，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一样爱护，一门心思为企业创造财富。 ”
与此同时，张立祥也摸索出了一套回归人员安置的经验和方法。以老带新，让老员工现身说法，增强他们的责任感；用亲情感化，打破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让企业有家的温暖。张立祥聘请了一个出身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车行，对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用国企的管理制度来管这些人，冰冷的条条框框、正儿八经的谈话、教育在他们身上只能起反作用。你可以骂他们，但不能揭疮疤。靠嘴说没用，要用行动和细节感动他们……
曾经有一个企业家代表团来塔湾车行考察，一位女企业家看完之后很不服气地说风凉话：“这样的企业谁都能办。 ”张立祥诚恳地回应：“是不是谁都能做，我只问您两个问题：你能顿顿和你的员工一桌吃饭不？你能带他们上早市买衣服吗？ ” 3 祥子的心愿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回顾20年来接纳回归人员的历程，从一开始的被动接受到后来的主动吸收，张立祥的心态也是一个不断提升变化的过程。而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一个最关键的时间点是2003年塔湾车行被正式确定为沈阳市于洪区回归人员安置基地。这是曾是“浪子”的张立祥人生中第一个来自官方的认可和荣誉，他把这个认可看得比自己赚了多少钱、做了多大的事业都要重。
企业安置残疾人，国家有政策；安置下岗职工，国家有政策，但是对于企业接纳回归人员，却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 “愿意为回归人员做点事儿的人太少了，不歧视他们就算不错了。谁都爱干锦上添花的事儿，愿意雪中送炭的人还是不多。 ”不仅如此，张立祥的车行在经营的过程中，因为回归人员数量较多，还曾经历过“涉黑”调查、无法得到银行贷款等一系列不愉快的事儿。所有这些，都让张立祥有了更大的追求。 “每一个特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回归人员，就像一个高压锅，操作得当，就能烹制好东西；堵上，就爆了。我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做这个群体的代言人，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更多的回归人员提供一个安身的机会，让他们自食其力，成为社会合格的守法公民。 ”
记者认真翻阅着这个基地里的回归人员安置帮教档案，从员工宿舍、培训教室、健身房、图书室、心理咨询室一路看过来，深深地感到了张立祥将这个基地当事业来做的那份投入。
也是从这个基地开始，社会对他的关注越来越多，各级政府和政法机关对他的支持和帮助也越来越多，这也让张立祥逐渐有了一份对于所有刑释解教人员的责任感。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稳定，对于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我希望将车行越做越大，也是希望能够安置更多的回归人员。但是只有我们一家还不够，这是一个巨大的事业，必须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进来。 ”
张立祥很有成就感地介绍，很多民企老板在他的带动下，也在纷纷筹建安置帮教基地。现在，抚顺和沈阳新民已经相继建起了3个基地。 “我的目标是在辽宁全省范围内建立更多这样的基地，时机到了，再成立一个民营企业的安置帮教协会。 ”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张立祥：“你对回归人员有感情，才会为他们做那么多事。但你今年已经57岁了，有一天你干不动了，退休了，别人会像你一样对他们吗？ ”张立祥很肯定地说：“我已经跟我儿子明确交代了，一旦有一天他来做这件事，也必须像我一样。不把这个基地做成全国一流，我死不瞑目。 ” 记者手记不能只有一个张立祥
降低回归人员再犯罪的比例，一直是司法部门工作的难点。这些年，国家对回归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我省各级政府和政法部门也一直致力于破解这一难题，对塔湾车行的关注与支持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证。在默默接纳回归人员10年后，塔湾车行成为沈阳市于洪区回归人员安置帮教基地，获得了来自官方的首次认可。现在，塔湾车行已经成为辽宁省回归人员安置帮教基地、辽宁省阳光工程示范基地，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和更多媒体的关注。
欣喜之余，我们也发现，回归人员的安置中面临的问题依然众多。张立祥更列举了这些年帮助回归人员的很多坎坷，刑释解教人员出狱后，落户口是第一道坎儿，哪个派出所都不愿意接收这个 “不稳定因素”；找不到工作，申请低保是第二道坎儿，申请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更难；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要上医保、养老保险，就得补交以前的，个人没有钱交，企业也不愿意交……回归人员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好人”都帮助不过来呢，哪有精力管你们？
沈阳市政法委原副书记、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广善一直致力于解决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难题，他对记者说，按照国家相应法律，刑释解教人员应该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就目前状况来看，他们的一些基本权益还得不到保障。但是，中央虽然在2010年出台了一份 《关于进一步加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意见》，但没有具体细则和具体的支持政策。近年解决这一问题较为著名的是北京的“阳光中途之家”模式。这一模式的鲜明特点是，由政府全资投入，建设规范化的安置帮教基地，“优点是便于管理，但政府资金投入极大。 ”要雇一批专人、辟一块专用土地、建一栋楼，相当于从头开始办一个“新工厂”，“没钱的地方办不了这事儿”。
而为张立祥输送了不少少年犯的沈阳市于洪区少年庭庭长金京玉同样捏了一把汗：“在那些没有塔湾车行的地方，少年犯怎么办？即使有塔湾车行，57岁的张立祥还能坚持这项事业多长时间？塔湾地区如果拆迁了，车行不办了怎么办？ ”
这些问题不解决，回归人员就无法获得相对稳定的生活，很难保证他们不再次走上歧途。这些问题都不是张立祥一家企业，也不是政法系统本身能够解决的，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
采访之前，记者阅读了大量与张立祥和塔湾车行回归人员安置基地相关的文章，脑子里给张立祥设计了两个善人形象：辛德勒，通过帮助犹太人完成自我救赎；《悲惨世界》里的米利哀神父，宽恕与大爱的化身。面对面采访之后，感觉既像又不像。至少张立祥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慈善家，他只是发自内心地放不下这些回归人员，只是从自身的际遇出发，感受他们回归社会的艰难，只是简单地希望更多和自己有同样经历的“浪子”能够获得新生。
除了张立祥，上文中提到的张广善、金京玉和省政法委主管此项工作的几位人士也都是这样，因为与这个群体有了接触，有了感情，于是也有了牵挂，有了想要为他们多做些事情的愿望。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些“外人”所忽略的。我们关注残疾人、关注特困家庭、关注受灾群众、关注弱势群体，但常常会不自觉地把我们的关注定义为“好人”这个群体，而把张立祥他们正在帮助的这个群体定义为社会的阴暗面，避之唯恐不及，常常忘记了他们与我们一样，拥有平等的做人和生活的权利。
感谢张立祥们，让我们走近了这个群体，感受到这个渴望回归社会、重新获得人的尊严的群体内心的苦与痛，发现了我们内心的狭隘与“小”，发现了我们每一个社会人的另外一份责任。
□文/本报记者/赵建明/高 爽 摄/本报记者/宋 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