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话说
张枫逸
作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动帮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售“权力”，“亲朋好友”、“专家学者”和“退休干部”成为行受贿犯罪的专业经纪人，且成为主力军。北京西城检察院向媒体透露，该院反贪局在近两年办理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出现了“行受贿代理人”，这种犯罪新模式正悄然滋生。（9月23日《北京青年报》）
随着国家反腐败力度的加大，“有钱没地方送、有人送不敢拿”成为行受贿者的普遍心态。其结果就是，一对一的贿赂犯罪逐渐减少，通过“中间人”穿针引线的现象日趋增多。一方面，行受贿经纪人丰富的人际关系网解决了行贿者信息不对称问题，帮助其找对人、办成事；同时，一些公职人员乐于通过自己信任的“中间人”间接受贿，以减少东窗事发的风险。
如果把行贿和受贿比作一根藤蔓上的两个毒瓜，那么行受贿经纪人无疑就是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藤蔓。正是行受贿经纪人催生了这种“升级版的腐败”。然而，在人们的通常思维中，行贿和受贿性质恶劣、危害严重，介绍行受贿则往往容易被忽视。殊不知，如果没有人从中间牵线搭桥，行贿者和受贿者就没有沟通渠道，犯罪行为也就难以完成。恰恰是行受贿经纪人的出现，让潜在的利益公关诉求和权力寻租欲望碰撞出火花，使得很多原本没有机会发生的贿赂成为可能。同时，有了经纪人的参与，受贿人与行贿人没有直接接触，从而增加了腐败的间接性、隐蔽性，给反腐取证带来很大难度。
根据我国刑法，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在介绍过程中有分成、获利行为的，还可能构成行贿罪、受贿罪的共犯。不过，在现实中，介绍贿赂常有，介绍贿赂罪不常有。据报道，前不久，新华社记者专门查询了上海法院法律文书检索中心“刑事文书库”，94602篇刑事文书中仅有3篇与介绍贿赂罪有关，其中2起案件均判决免予刑事处罚，仅有1起案件判处了实刑。
同时，介绍贿赂罪还存在法定刑过轻的问题。法律界经常拿其与介绍卖淫罪对比，同样是在中介服务中起到主导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前者仅仅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涉及罚金刑等财产刑，而后者最高将“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此外，介绍贿赂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不包括单位；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包括其他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样的司法界定，显然不利于打击公司化运作的行受贿经纪人，也难以遏制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
当然，和行贿受贿一样，权力运行缺乏监督、行政审批存在暗箱，是行受贿经纪人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把权力关进“笼子”，使其失去寻租空间，是斩断行贿、受贿和介绍贿赂三方利益链条的治本之举。不过，就行受贿经纪人本身而言，违法成本过低无疑是滋生这一特殊现象的重要原因。亟待加大对介绍贿赂罪的惩戒力度，增加经纪人的违法成本和风险，从而避免更多的人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