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一些地方连续发生的性侵、虐童、摔婴等未成年人侵害事件，其残忍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给公众带来难以释怀的刺痛，让社会蒙上了一道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各地关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也大幅增长。以深圳为例，刑事案件中未成年受害人员数量，从2007年的2361人上升到2012年的6730人，年均上升16.67%，5年增加两倍多。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相比，不论从生理还是心理来讲，无疑都属于弱势，他们是一个需要法律特殊保护的群体。”上海财经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麻国安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当前，我国法律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处罚力度偏轻，还缺乏足够的震慑力，更无法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在麻国安看来，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责任，更是国家的责任。“未成年人的最终保障是法律监护，应将未成年人纳入法律监护之下，使未成年人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
大多数为熟人作案
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生存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是公民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麻国安说，“从以往发生的未成年人侵犯事件来看，手段之残忍、性质之恶劣、后果之严重令人发指，严重侵犯了未成年人的生存权。”
“未成年人是一个家庭和一个民族的希望，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鲁迅先生曾说过，‘救救孩子!’这个命题在当前保护未成年人生存权问题上，仍然熠熠生辉。”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学院袁德峰副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未成年人侵害事件频发，有着多种复杂的原因，根源则是社会矛盾凸显所致。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长期失意受压抑或受本身性格偏执、心理畸形的影响，就会找一个突破口来发泄心中苦闷和不满。这种突破口，往往不是特定的对象，因而社会危害性更大。”袁德峰说。
“从以往案例来看，由于侵害人往往也属于弱势群体，因为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他们没有勇气去面对强势的群体。未成年人恰是社会中最弱势的人群，没有反抗能力，就极容易成为侵害人发泄不满的对象。”袁德峰说。
现实中，随着农村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城市双职工家庭隔代教育的子女剧增，这些未成年人由于家长无力监护或长期不尽监护职责而易遭侵害。
尤其是，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受侵害现象更为突出。“我国现有数千万留守儿童。即使那些跟随父母生活的流动人口子女，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仍存在多种困难。失去父母庇护的留守儿童和弱势流动人口子女，成为更容易被侵犯的未成年人群体。此前多个案例证实了这一点。”袁德峰说。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侵害事件多为熟人作案。据资料显示，全国妇联对300多个儿童性侵案跟踪发现，有68%的案件发生在熟人中，而且此类儿童性侵案件持续时间较长，平均在4.8年左右。
“很多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与未成年人熟识的关系，骗取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信任，这使他们更有条件实施犯罪行为。”袁德峰说。
“未成年人侵害事件频发，还与学校教育的缺失与偏差有关。”麻国安说，“不少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法制教育，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差，导致其权益受侵害的现象容易发生。”
在麻国安看来，未成年人侵害事件频发，说明未成年人保护系统中家庭、学校和社会保护等环节已不同程度地失守。“这更需要法律加大惩罚力度，增加威慑力，为保护未成年人筑牢更坚实的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