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十佳公诉人比赛现场徐伯黎/摄

坚守的价值

这个“最难忘”的主题,让身处四面八方的第五届全国十佳公诉人,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从前”。

那时候黑龙江的公诉人马宁,干公诉已满3年,每天一上班,马姑娘就要打开那些厚重的案卷,面对被害人家属。任何人都会滋生的职业疲惫感,一样会发生在公诉人身上。就在这时,马宁遇到了一对“特别”的来访人,他们是被害人的父母。他们相信,不用哭不用闹,马宁一样不会放纵正在伪装的罪犯。受到触动的马宁打起精神,到医院询问医生,到监室提审嫌疑人,最终换来了被告人当庭一声大喊:我错了!年轻的马宁告诉自己:你没有倦怠的权利,因为这是人民赋予你的职责。

那时候四川的公诉人陈王莉刚参加工作,受命出庭一起普通的盗窃案,却因一时语塞面临尴尬。自此,她把零碎时间都收集起来磨练嘴皮子。时至今日,自言自语已经成了她的生活习惯,这让她不仅代表四川参加全国优秀公诉人电视论辩赛,还战胜了众多“名嘴”拿到了“最佳风采奖”。

那时候云南的公诉人武广轶,调到公诉处不过半年。面对曾因盗窃被判刑一年,却在刑满释放第三夜翻越重重围墙,潜入看守所财务室盗窃现金的少年小敏,武广轶耐心地与他沟通。良久,小敏才肯说一句:为什么看守所的管教就不能像你这样尊重我?他坦白,因为留所服刑中被管教呵斥,才萌生了报复之念。之后十几年的公诉生涯,她总会想起小敏那句话,这让她在沉重的工作负荷下,依旧坚持与每个嫌疑人都谈谈,哪怕是短短几分钟。

不断打磨专业素养,勇于和时而抬头的懈怠做长期斗争,保持论事时的无情与看人时的悲悯共存,让检察官充满人性的善待和理解,能最终唤醒一些误入歧途的人重新珍重自我——这些也是一个公诉人在职业之路上,常修常新的内容和本领。

不是在问人、就是在阅卷、不然一定是去出庭了。每一名公诉人承担的日常工作,如此周而复始,有些重复单调。从检这些年来,经常有人问上海公诉人赵骏,为什么始终对这行有着最初的热情?赵骏说,因为有些人让他景仰,让他无法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重庆公诉人陈荣鹏已经被提拔为基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但他最欣赏的人,是30多岁的办案组长老茂。老茂的审查报告条理清晰、分析透彻,在第四届重庆市优秀公诉人比赛中,老茂得了第12名,他常常以“优秀第二”自我调侃。陈荣鹏说,在大家眼中,鲜花或荣誉,比不上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更能征服人心。

他们10个人登上了公诉竞赛之巅,满身荣誉,但他们最欣赏的,却是身边看似最普通的人或事。那些普普通通的公诉人用日复一日的身体力行告诉年轻人,怎样做法律人以及怎样做人,告诉他们认真用功夫、踏实尽责任,是任何年代都不过时的做派。

最应当歌颂的公诉人,是那些没有聚光灯笼罩,而仍旧坚守的人。他们的内心始终坚守着一视同仁、法律至上的执法理念,忠实地履行一名检察官的职责。

无论降临多少光环,这一刻终究短暂,也终将过去,更平凡更漫长的日子等待着这些优秀的公诉人,修行在公诉道场,他们越来越体会到坚守的价值,这一路的修行,将不能懈怠。

马宁:我必须充满激情地工作,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最难忘的办案经历

办理警务人员冯某杀妻案是在2009年,当时我从事公诉工作满3年。3年时间,就公诉生涯而言,不长也不短,我感觉自己的办案激情正在消退,似乎陷入了职业倦怠期。

被告人因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得知被告人提出上诉后,被害人的父母心有忐忑地到院里找我。我抱着例行公事的态度和他们讲了一下案件的情况,告诉他们冯某杀人的事实很清楚,但是冯某自到案就没有做过一个很完整的供述,只有一次断断续续地说因为怀疑妻子有外遇而产生杀人的想法。在看守所,他基本处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连上厕所都要专人伺候,虽然经过司法鉴定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非精神病状态下作案,但从当前刑事司法政策来看,这种情况维持原判的可能性较小,我提醒被害人家属有个思想准备。

听了我的话,被害人年迈的父母没有哭闹,他们只是坚定地告诉我说:我们把他当儿子一样待了十多年,他是不是精神病我们最清楚!送走两位老人,我再次翻开卷宗,心里很不是滋味,是啊,冯某是不是精神病我们内心都有判断,他身为警务人员知法犯法,已经是性质恶劣,又用这种手段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如果让这样的伎俩得逞,公正何在?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我要让他自己在法庭上认罪!

于是,我找到给冯某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安康医院,向医生详细询问了冯某住院期间的表现,咨询了相关专业知识。之后,我又到看守所,由于冯某拒不配合提审,经过所长批准,我直接进入了监室。冯某依然沉默不语,最后,我语气平和地告诉他:“你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代价是你这一辈子,每时每刻都要提醒自己是个精神病,只要有一天你恢复正常,你就要重新受审。”

开庭了,讯问时,我采取自己叙述案件事实,让他回答是与否的方式。最初,他仍然一言不发,我的心也逐渐提了起来,但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他情绪的变化,最后,当我描述被害人死亡后的状态时,被害人家属失声痛哭,冯某突然大喊了一声:“爸、妈,我错了!”最终,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得知消息后,被害人年迈的父母不顾身体不适,连夜坐了7个多小时长途汽车赶至哈尔滨,将一面写有“嫉恶如仇伸正义,明辨是非慰民心”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送到了我手中。一时间,我百感交集,我手里托着的哪里仅仅是一封表扬信,它分明是在告诉我,我没有倦怠的权利,我必须充满激情地工作,因为这是我的职责。

 

陈王莉:缺陷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勇气去克服

最难忘的法庭辩论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时办理的一起盗窃案,案件很小,嫌疑人以帮被害人消灾为由,骗被害人将5000元现金用红布包裹,并假装“作法”。后趁被害人闭眼祈祷时,嫌疑人偷偷调包,用白纸将5000元现金换掉。被害人回家发现被骗后报案。

案情简单,证据充分。讨论案件时,有同事提出了本案是诈骗罪。但我认为在这种有骗有盗的案件中,主要还是看其取得财物的手段,本案取得财物是违背了被害人的意志取得,不存在被害人交付的问题。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就是盗窃罪,于是我努力说服大家,并找出了相关类似案例,最终科室讨论同意我的意见,以被告人犯盗窃罪起诉到法院。

开庭那天,我突然发现对面辩护席上坐着一名律师,这是在起诉后被告人委托的,我事先不知情,有点心慌。不过心想,这个案件不存在罪与非罪的争议,无非就是此罪与彼罪,于是我把反驳诈骗罪的理由在心里梳理了一下。庭审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可到了法庭辩论环节,辩护人咄咄逼人的气势让我有些退却,竟一时语塞,我感觉我的回应有些言不达意,甚至声音还有些发抖。不但问题没说清楚,自己也显得紧张慌乱,幸亏陪我出庭的师傅帮我解决了难题,最终,庭审顺利结束。

庭后我反思,感到深深的自责,明明是自己准备好的,明明是自己内心笃定的,为什么在开庭时就不能很好地表达呢?我猛然意识到语言表达能力不足成为横在我面前的一道门槛。我告诉自己,所谓门槛,过去了就是门,过不去才是槛。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公诉人,必须得跨过去。

于是,语言练习成为我生活的常态。我把零碎的时间有效利用起来,即便是在饭后散步的半个小时、上下班的途中,我都会随便找个话题自言自语说上几遍。每看完一个案子,我就用自己的语言脱稿汇报几遍,日复一日,我坚持不懈。

10年后我获得了全国优秀公诉人电视论辩赛最佳风采奖。可是无论取得怎样的成绩,曾经这个案件的庭审都让我终身难忘,它让我明白,缺陷或者不足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勇气并努力去克服,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

李莹:严谨规范、如履薄冰地对待每一起案件

最难忘的“破冰”之案

参加公诉工作8年,日复一日的办案使我对很多案件的印象都模糊了,但有一起案件,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它让我认识到公诉工作不是侦查机关和法院之间简单的“二传手”,而是通过细节发现疑点的敏锐洞察力,是百折不挠寻求答案的坚定决心,是严谨思考独立判断的求真过程。

2007年7月,我刚刚被任命为助理检察员,憧憬着在法庭上的挥洒自如,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了自己的公诉生涯。当时科里受理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嫌疑人杨某因故将被害人石某踢伤,造成其胫腓骨骨折。由于案件事实比较清楚,领导特意把这个相对简单的案子交给了我。

拿到案卷后,我迫不及待地翻看着材料,期待自己的“破冰”之案能够办得精彩。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卷中关于被害人伤情存在截然不同的两份鉴定:公安机关委托鉴定的意见是轻伤;被害人自行委托同一个鉴定中心的意见,却是“创伤性休克”,为重伤。两份鉴定都符合形式要件,到底应该采信哪一份?我额头上沁出了一层汗珠,我告诉自己,要到案卷中找答案。

我把目光放到了鉴定意见的依据上。为了查明两份诊断证明的来历、真伪,我查阅有关法医学方面的书籍,走访鉴定部门,结合案情弄清轻伤、重伤的依据和标准。有了这些知识的储备,我的心里有了底,便找到出具诊断证明的医生调查取证。

面对出自他手的两份诊断证明,他很快承认了被害人以原诊断证明丢失为由让他补写了一份。我进而又询问他被害人当时的体征,当我逐条讲出创伤性休克的几个临床表现时,那位医生不得不承认,他是凭记忆补开了写有“创伤性休克”的诊断证明……至此,我可以明确排除虚假证据,给被告人一个公正的处理。

原以为公诉人如影视剧中描写的那样在法庭上威风八面,接触案件之后才知道监督的重要,庭审中客观公正、有理有力的背后,是以监督视角探究案件真相的艰辛。

回想这个案件,虽然在独立办案之初就经历了从美好憧憬到艰难上路的波折,但这也是我的幸运,它一直在提醒着我要严谨规范、如履薄冰地对待每一起案件,要在办案中通过发现问题树立监督意识,通过解决问题培养监督能力,这也是我们作为公诉人、作为检察官的立足之道。

武广轶: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

最难忘的质疑

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盗窃案。17岁的小敏曾因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留所服刑。刑满释放的第三夜,他却翻越重重围墙,潜入看守所财务室盗窃现金5000元。

提讯那天,我耐心与他交谈,问他为什么不吸取教训,让自己的大好年华在狱中流逝,尽管他支支吾吾不太愿意说话,但他并不拒绝听我讲。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为什么办我先前那个案子的检察官在提讯我时就没像这样跟我谈谈?为什么看守所的管教没有像你这样说?”我一时语塞。他继续说:“就是因为留所服刑中被管教呵斥,我才萌生报复的念头。”

尽管我很想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发现面对17岁的他,我更应该告诉他,管理自己的欲望、情绪才是最重要的,别人的任何问题都不能当作自己堕落的理由。

彼时,我刚刚踏入检察岗位一年,从事公诉工作不过半年。我曾经天真地想,哪有不愿回头的浪子,缺少的是挽留、唤回他的那句良言或温暖他的一个举动。当然,在那之后,我也遭遇很多任凭说破嘴仍旧“铁板一块”的嫌疑人,面对如此失败的引导,我也会心灰意冷。可每每这时,我总会想起小敏那句话。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去劝导?劝导或许有用或许无效,但有没有尽力去教育挽救,是我们要带着责任心敦促自己的。正如培根所言: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每个人的内心总有一个最柔软的地方,若能在办案之中、之外帮人打开心结,教人少走歧路,助人止住纷争,都会成为办案成就。

在巨大的工作负荷下,虽然不能每个案件都花大量的时间去谆谆告诫或循循善诱,但我尽量安排时间与对方谈一谈,哪怕就是笔录签完等待入所的那短短几分钟,问问他们的想法、听听他们的诉求、说说自己的见解。我相信,在无数的尝试中,总会有曾经激动的心能稍有平静、曾经麻木的心会稍有苏醒、曾经茫然无助的心会靠彼岸稍近。

宋萍:战胜偏见、迷茫和轻信,最终作出理性选择

最难忘的电影

法律题材的电影很多,我最喜欢的莫过于《十二怒汉》。它是一部拍摄于1958年的美国黑白电影,通篇就是一个场景:12名陪审团成员在一间会议室内讨论并决定一项谋杀罪是否成立。

谋杀案的被告人是一名18岁的少年,死者是他的父亲。法庭上提供的证据极具说服力:住在楼对面的妇女透过卧室及飞驰的列车窗户,看到了被告人举刀杀人;楼下的老人听到被告人高喊“我要杀了你”及倒地的声音,并从门缝中看到被告人跑下楼梯;刺进父亲胸膛的刀子和被告人曾经购买的弹簧刀一模一样;而被告人声称从深夜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在看电影的证词极不可信,因为他连刚看过的影片名也说不出来。

案件看似“铁证如山”,进入陪审团评议后,在11名陪审员已经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8号陪审员仍然心存疑问,他说服其他陪审员重新评估各项证据存在的其他可能性,提出了“合理怀疑”:飞驰的列车以及晚上不戴眼镜对妇女视力的影响;火车噪音对楼下老人听力的影响;少年当时的处境是否有心情看电影并记住电影细节;特定作案工具对作案手法的要求……经过讨论,11个陪审员被一一说服,最后,基于“合理怀疑”得出了这名少年无罪的一致意见。

少年是否杀人并不是本片的重点所在,影片聚焦的关键是能否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就轻易认定一个人有罪。虽然美国的司法制度与我国不尽相同,但影片所反映的法律精髓——“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是共通的。当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犯罪的情况下,就要认定他无罪,这是对公平正义的解读,也是对人权的尊重。影片中的12名陪审员战胜了偏见、迷茫和轻信,最终作出了理性的选择,这是这部影片最打动我的地方。

普通人尚且如此,我们作为检察官,作为法律人,更应该用理性、平和的态度去执法办案。当别人的自由与生死掌握在我们手中时,正如在影片开头法官对12名陪审员所说:“这是一项沉重的责任。”唯有以心存敬畏、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去对待,才无愧于我们胸前的检徽。

刘家卿:成长过程中,要坚持对自己有所“要求”

最难忘的建议

一个优秀的公诉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水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要坚持对自己有所“要求”。这是我对“优秀”的理解。

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我连续受理了A银行经理陈某诈骗案和B银行业务员童某诈骗案。在审查起诉工作中我发现,这两起案件虽然涉案单位、被害人各有不同,但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和特点却惊人的相似,都是违反银行规定代储户开办“一折一卡”业务,利用银行存取款业务管理中的漏洞,骗取储户存款。两起案件涉案金额高达6000余万元,被骗储户200余人。于是,我将两起案件进行对比,以求发现犯罪嫌疑人屡屡得逞的真正原因。

经过分析,我发现两起案件具有5个共同特点。一是犯罪主体特定,被告人均为银行工作人员;二是犯罪手段隐蔽。被告人利用银行工作人员身份欺骗银行柜员办理“一折一卡”业务。被告人只将存折交给储户,而私自持有储户借记卡,实际控制储户账户;三是受骗群众众多;四是银行存在管理漏洞;五是个别银行柜台操作系统存在技术漏洞。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在我的建议下,我院向案件涉及的两家单位分别制发了有效防范“一折一卡”犯罪的检察建议,建议银行规范开户发卡业务的操作程序,切实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严格执行大额取款交易审查程序,对代理多人取款、频繁开户销户、大额可疑交易等异常情况及时进行跟踪,同时,务必对银行操作系统进行全面技术升级,堵塞“无折取款”的技术漏洞。

为了了解整改情况,我继续保持与涉案单位的联系。两家涉案单位对我院提出的检察建议高度重视,分别研究制定一系列整改措施,不仅全面停办了“一折一卡”业务,还增设了“金融视察岗”,加强大额取款的审核和监督,实行全新的绩效考核办法。

一次,偶尔路过一家涉案银行的网点,看到门前多了一块播放金融安全警示标语的LED显示屏,我觉得这也算是我们辛苦工作的一点成效吧。

张孟东: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

最难忘的寄语

转眼间,研究生毕业已8年。回顾8年的公诉生涯,办理案件近1700件,参加了近10次各类公诉人竞赛,也写了若干篇调研文章。8年,我从一名全国十佳公诉人的仰慕者转变为这一荣誉的获得者。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公诉人是优秀的公诉人?有没有一句话可以概括。直到两年前,看到导师对法学毕业生的寄语,我豁然开朗,这句话就是“法治信仰、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

法治信仰,这是一个法律人的基本修养。法治信仰落实在公诉人身上,应包含两层意蕴:在技术层面,公诉人要学习法律、熟知法律,掌握法律规定和法理精神;在价值层面,公诉人要坚守法律、捍卫法律,通过履行职能让公平正义从纸面走向现实。

中国立场,这是一个法律人的职业归属。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在本国的土壤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任何离开现实去理解、适用法律的行为无异于南辕北辙。对公诉人而言,其职责是通过惩罚犯罪来预防和减少犯罪,正所谓“刑期于无刑”。一方面要严格适用法律来惩罚犯罪,另一方面要有一种在案件中化解矛盾、延伸职能的使命感,对有条件的案件积极适用和解,并针对相关管理漏洞提出检察建议。

国际视野,这是一个法律人的思想境界。公诉人要有宽广的视野,及时学习、汲取国际上先进的做法和经验,站在国际视野内做好我们的事情。

平民情怀,这是一个法律人的人文关怀。公诉人要放下身段、沉下身子了解群众的愿望,平等与群众交流,把理解、尊重、同情、宽容都融入到办案实际中,使人民群众既感受到法律的权威,又体验到执法的温度,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

赵骏:只有兢兢业业地工作,才对得起胸前的检徽

最难忘的老师

从检这些年来,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始终对这行保持着最初的热情,我说是因为有些人、有些事让我景仰,让我无法浑浑噩噩地过日子。那些人告诉我,检察事业是真正能帮到一些弱势群体、能体现公平正义的工作。那些事教育我,只有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对待每一起案子,才对得起胸前的检徽、沉甸甸的责任以及心中的良知。

那些人中,有一位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她就是我的老师虞慧珍。虞老师和我一样属兔,但大我两轮,在我还是个孩子时,她已经进入检察队伍,在公诉部门工作了二三十年。2000年刚施行主诉检察官制度时,我到了虞老师的组里,之后一直合作到她退休前一年。

那些岁月里的言传身教、点点滴滴,让我逐步熟悉了公诉办案,让我逐步从一个懵懂的大学毕业生,渐渐接近了一个合格公诉人的标准。在办案上,虞老师有过“没办300起案件不算会办案”的名言,的确,公诉工作必须有大量的经验积累。在办案过程中,无论是谁受理的案子,虞老师总是会对案件材料及所有诉讼文书详细审阅,她说:“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你们负责。”这种对基础工作极为负责的态度想必就是做好检察工作的精髓。虞老师还说过,办案其实就是做人,对案件的态度如同对生活的态度,如果不审慎、不仔细,案子办不好,人也做不好。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在与各方面的沟通过程中,总是要求自己先站在对方的立场,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实践证明,只要我们讲得有道理,通常都会获得对方认可,工作也可以顺利开展。

岁月荏苒、光阴如箭,转眼间,虞老师已经退休有些年头了,而我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成绩背后是众多老师的谆谆教导、众多前辈的悉心关怀,我只是秉持着他们的精神,认真办案、用心做人。所以,如果问我为何如此眷恋,我会说,因为有我始终忘不了的他们和他们认真、踏实的背影。

薛辛伟:我仍然受益于小时候经历的“小”事情

最难忘的小事

小时候经历了很多小事,大人们都不放在眼里——既不把小孩放在眼里,也不把小孩干的小事放在眼里。但现在想想,有件小事对我的品格养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四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住在当地建委大院里,妈妈经常带着我上班。大人们忙工作,就把我这个小孩放在一边。印象很深刻的是,大人们的大办公室里放了一张大桌子,约有20平米吧,大人们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把一张张大纸摆在大桌子上,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尺子,大的几乎和当时的我身高差不多,小的就如我们学习用的直尺。然后大人们就趴在桌子上,使上大身段,花上大气力,在那里写写画画,极其仔细和刻苦。我发现大人们对这些作品要求非常严格,线条的粗细、长短,字体的大小、样式都是一丝不苟。有时候画错一点点,就拿锐利的刀片小心翼翼地刮掉重画。如果错误比较严重,整张作品就作废了。长大后我知道了,大人们是在绘制城镇规划设计图,由于当时的电脑技术、印刷技术都不完备,图纸基本都是手工绘制,然后用氨水什么的在阳光下晒出来,整个过程要求非常严格和精细。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抓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尺子,找些纸铺在地上,或者直接用粉笔画在地上,一天天的时间就在写写画画中打发了。

随着我的一幅幅小作品诞生,一丝不苟、认真专注的习惯也在养成。

长大后,我渐渐领悟到“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的道理。工作了,习惯养成的性格也逐渐固定了。工作中,我认真对待每一起案件,在案件数量多、压力大的时候,领导着急就对我说:“你办案子太仔细!”我办理的案件多年不出问题,确保案件质量,领导表扬时也会说:“你办案子最仔细!”生活中,我种太阳花,按照花色给每个花盆写上标签,收集种子的时候也按花色分装,妈妈“责怪”说:“你真能琢磨!”我只是笑笑,在我心里,这就好像我在整理案卷,轻重缓急,清楚明了。

我总坚信,时至今日,长大的我,仍然在不断受益于小时候经历的那些“小”事情。

陈荣鹏: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更能征服人心

最难忘的同事

老茂其实并不老,30多岁,因为个子比较高,是个山东大汉。2001年刚到分院公诉处工作,一同进院的同事叫他老茂,有几个快退休的老同志也跟着掺和,叫的人多了,大家就都这么称呼了。

老茂是个快乐的人。他戴个眼镜,嘴很小,一日不刮,脸上便会长满胡渣,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老茂本科学的是教育专业,双学位读了法律,大家都觉得他应该更胜任老师的工作,因为生活中的他话不多不快,但句句是经典。机缘巧合让他走上了公诉岗位,一干就是12年。他跟从很多公诉前辈学艺,我们都羡慕他“师出名门”,博采众长。

有一次,老茂通知被害人家属到院里听取意见,无处诉苦的被害人家属拉着这个貌似大兄弟的检察官一讲就是一个下午。临走时,这位家属询问附近哪里有救助站,他没钱坐车回家了。老茂掏了200元塞给这位家属。老茂说,特殊情况下,自己掏腰包给被害人家属,这都是跟他的老师学的,前辈常这么做。老茂将对方送走,回到办公室伸伸懒腰,开始收拾办公桌,没想到这位家属突然返回了办公室。老茂正准备说“不用谢”的时候,家属开口了:“检察官,还有没有零钱,这100元的坐公交找不开呀!”

后来我们常常“批评”老茂,跟老师学艺也要学精通,细节性的问题也要考虑到,否则离公诉工作的要求差距确实还是有点大啊。

如今,老茂是办案组长,但做办案组长,我们都觉着他不够称职,因为他总是对自己很严格,对组员很宽松。他的报告条理清晰,分析透彻,他出庭预案考虑周全,庭审重点突出,节奏适宜。有这么多好的做法,他却似乎缺乏总结经验的能力。你问他报告应该怎么写,他总会说:“能说清楚就行,没那么多讲究。”有时组员和同事都抱怨,“你都功成名就了,还有什么本事藏着不跟人讲。”他笑着回答:“也是啊,我是全市第二优秀公诉人嘛!”原来,第四届重庆市十佳公诉人暨优秀公诉人比赛中,他第12名,没能进入十佳,优秀第二,他也常常以此自我调侃。

不过,在大家眼中,鲜花或荣誉,又怎能与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更征服人心呢?查办一件件大要案背后,他汗流浃背的高大背影,又何尝不是师弟、师妹心中亮丽的风景线!

制作:中国长安网  编辑:李家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