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久，有人突然问起：“当你面对一个即将执行死刑的犯人，而他的家属为此哭得死去活来时，你怎么想？”从没认真想过这样的问题，他的问题令我有点不知所措，现在仔细想来，让我联想到在法律与情理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
一个事件的最终法律定性，有时是在违背情理的基础之上，甚至与代表着情理的民意相冲突，如上所述的罪犯一样，在特定的案件事实里，或轻或重的裁判结果总有可能与民意相悖之处。但是，法律规范自然有着自身的法则，在民意反映到执法者面前时，执法者只能听从法律的命令，顺从法律自由的观点。一个法治的国家就只能按照法律的规范进行行事，民意呼吁表达的是一种正义的呼声，但是法律不能因民意而左右，被民意呼声所捆绑，否则，就会丧失法律本身应该具有的尊严。
在一些个案中，代表各方利益的诉讼参与人，有时出于获得胜诉的目的，将民意的支持作为争取的焦点，想把自己的观点绑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让自己来引导所谓的主流评价，以此来左右政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化。在面对这类案件时，考验着执法者的智慧，如何让案件的处理，每一人都能从中感受到人性之美，又没有损伤法律的尊严，做到情理与法理兼顾。当然，我们无法实现每一案件都是如此，但这是我们应当走追求的目标。
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法律评价与民意的倾向并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综合体。法律并不排斥人情，没有一丝人情味，时刻保持它的冰冷坚硬，这样的法律也并非公众的福音。但是，我们不能在人情面前去牺牲法律的尊严，如此，必是法治的一场灾难。执法者也有常人的感情，在面对一些个案中的违法犯罪者时，必然有其温情的一面，但违法犯罪者身上让人应当体恤的一面，决不可成为执法者牺牲法律尊严而去展现温情的借口。如同医者仁心一样，法者仁心也是如此，只是在这一位置，需要保持对法律的尊重。
（作者单位：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 余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