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历史现场解读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

    “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

    践行群众路线，最基本的就是“要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时刻注意的”。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做到“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尤其要善于倾听老百姓的“闲话”。

    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多次向全党讲述了“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的故事，以警示全党。1941年和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最为困难的时期。1940年秋冬，国民党当局搞反共摩擦，停发了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对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边区的援助，使根据地军民生活陷入困境。加之自然灾害侵袭，到1941年上半年，边区发生断粮现象，供应紧张。毛泽东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困境：“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中国共产党面临极端严重的困难和考验。为此，中央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比1940年的9万担增加一倍还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最高的数字。加之当时只有盐能与外边交换，而产盐地与交换地点又有距离，于是要求陕北的老百姓运输公盐六万驮。这个办法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

    1941年6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县长因雷击身亡，栓在会场柱子的一头驴被雷劈死。陕北的老百姓就说，哎呀，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当时保卫部门要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他认真反思，开始着手研究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痛下决心采取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等多管齐下的办法，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在实行精兵简政时，甚至仔细计算了多少农民能够养活一个脱离生产的人，以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他总结道：“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他们救国公粮的问题。”他还强调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否则，“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垮台的。”他把处理好“给”与“要”的关系，视为“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

    对此，邓小平记忆犹新，30多年后在党内讲到这段由征粮过重引发的毛泽东大搞生产运动的故事，他感慨地说：毛泽东“善于从群众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危机和考验成了重要的转机，此举扭转了陕甘宁边区党群、军民的紧张关系，陕北的老百姓由此感到毛泽东是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以陕北民歌《东方红》《绣金匾》等形式唱出了对共产党的深情厚意。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所以能够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同甘共苦，一起克服困难，根本原因也就在这里。

    什么才是健康的党群关系？

    走群众路线，目的是要建立健康的党和群众的关系。1944年7月，时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斯坦因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他在其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记述了这样一段谈话：毛泽东在回答他的提问时谈到，“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对于怎样建立这种健康的关系，毛泽东有着生动的比喻。他曾把党和人民的关系比做鱼水关系，土地和种子的关系，学生和先生的关系。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谈到学生和先生的关系，他以自己在赣南闽西时期做调查研究的亲身经历讲述要拜人民为师，各个阶层的群众都曾是毛泽东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的先生。他说“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的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钱粮师爷，就是我可爱的先生。”我们是民众的学生，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不能成为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他还将人民比做“上帝”，强调“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要用霸道，对人民要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

    关于党群关系，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应该走到群众中间”，“深入群众”，“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在思想上情感上同人民打成一片”。“要学习群众的语言”等等。

    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几次讲述了这样一段被他赞叹为“天下太平”的故事。他说，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人民对我们的态度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此采取了“躲避”的办法。直到经过整风以后，当他看到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与安塞劳动英雄的秧歌扭到了一起，才由衷地感叹“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延安的知识分子的秧歌队与当地老百姓的秧歌扭到了一起，正是毛泽东所期盼的党和群众“结合”到了一起，打成一片的具体写照。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这样回忆道；“毛主席和党中央住在陕甘宁边区，不是像住在旅馆里，的确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1947年国民党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撤出延安后为什么决定留在陕北，群众基础好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一年多的转战陕北是难以想象的。人民群众对党、对军队爱戴、信任，毛泽东同样对群众也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