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数年之前,一则《金融危机促使〈资本论〉热销》的简短报道曾经被广泛转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迅猛推进的全球化态势提供了重新研究《资本论》的社会诉求和外部氛围。而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出齐以及此前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的问世,则为学界重新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更为权威和完整的文献资料。从文献(文本)、思想和当代性三个维度进行融经济学、哲学与社会理论于一体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把《资本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这里我们呈现几位研究者在这一领域的最新思考和研究成果。
《资本论》研究的“当代”视角省思
在我看来,对于《资本论》研究而言,“当代”确实是一个特定的视角,以此为基点当然可以“激活”文本中一些过去关注不够乃至被忽略、被遮蔽的思想;然而如果不注意限度和界域,它又会造成一种新的“片面”,致使另外一些思想被忽略、被遮蔽;时易世变,到那时我们又必须回过头去反复“折腾”文本——这样,不同阶段的研究之间就只有否定、“断裂”而少有传承和积累。
比如说,过去冷战时期,在对《资本论》主旨思想的阐释和概括中,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它对“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之本性的揭露和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制度的批判;它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指导作用;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融为一体而形成的“《资本论》的逻辑”;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辩证关系的原理的论证;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的运用;对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的阐发;等等。而现在身处全球化时代,很多论者又从中读出:资本本性的二重性、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调整和变化、“资本的逻辑”及其结构化特征;对国家与市场关系和“虚拟资本”的新思考;“存在论”哲学、“生存论”转向与“现代性”内涵;“社会有机体”结构学说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尺度的社会发展“三形态”理论;等等。这样,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思潮的转换,《资本论》研究成为一种“时尚化”追求,而缺少了科学性、客观性和恒定性。
究其实,在上述两种不同时间段的讨论中,阐释的观点相异但研究方式却是一致的。即都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阐释思想,而是从时代“问题”出发去观照文本。而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一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所谓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由于解读者研究《资本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在于寻找对现有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这就自然会使得解读者在解读时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他一般不会对《资本论》的全部著述做通盘考虑,特别是那些散乱的但篇幅巨大的手稿和笔记等会被弃之不顾,而往往只会选择那些成型、定稿的部分;同时对成型、定稿的作品他也不会全面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当代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毫无疑问,按照这样一种解读思路,文本本身只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资本论》思想的完整性必然被肢解。
而按照我的理解,《资本论》的思想是一个“结构”,上述不同的观点、论断和思路确实以各种方式或隐或现、或系统或零散存在于马克思庞杂的手稿中,但它们在其心目中、在《资本论》思想“结构”中地位是不一样的。可以对其当代价值和意义进行重新评价,但不能不顾文本内容、论证过程和逻辑而天马行空地阐释,不能借口体现当代性、实践性,为图解和论证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而肢解文本、寻章摘句和断章取义,不能为与当代流行的哲学观念和社会思潮相挂钩、相匹配而把字面符码相同、但含义有很大变迁的思想抽象出来无原则地讨论,不能热衷于生造拗口、晦涩乃至别扭的名词、概念以掩盖对文本内容的肤浅掌握。
还有,精深的文本研究绝不能面对一部现成的、经过别人编辑而成的著述就进行解读,必须对文本写作的原初背景和写作过程进行考察,对该文本原始手稿的各种版本进行甄别。比如,迄今为止,对于《资本论》第1卷的研究,几乎所有的研究者依据的都是由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4版,但1867年出版的德文第1版只有6章,而1872-1875年间分册出版的法文版则扩展为8篇33章,1882年的德文第2版又修正为7篇25章,1887年的英文版则为8篇33章(与法文版也不完全一致),而1890年的德文第4版确定为7篇25章。这些不同版本之间不仅在字词、段落上有非常多的改动,而且在结构上、内容上也有比较大的差别,用马克思评论第1卷法文版的话说,都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过去的《资本论》研究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如今我们已经有了极为丰富的材料,而且根据不同版本的比较有可能把马克思不同阶段的思考、反省和重构的工作进行了解和探究,难道还要弃之不顾吗?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直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作辩护,而且大多数学者认为突出“问题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不二法门或惟一途径。然而这种思路只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从问题出发,到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文本中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以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该问题的重要性,最后又回到该问题。实际来说,这种循环对于该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多少信息量,因为就它所关涉到的社会现象而言,《资本论》的时代肯定不如现在这般复杂和多样。当然,对于我们时代的问题,单纯从马克思文本中发掘,也并不能为这一问题的当代解决找到真正的出路。
而从《资本论》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背景、原初含义,以及不同思路和意义演变与当代体征,这样我们既看到历史的延续和累积,也能把握创新与重构的机缘,使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当代价值真实地呈现出来。而这种方式超越其他群体的观照的意义在于,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凸现了《资本论》及其思想的价值,这是为那种旨在单纯图解社会现实问题和流行的思想观念而研读文本的方式所不可能达及的收获。
我们看到,这样的《资本论》研究并没有回避现实性问题,而是把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与对现实的观照、省思联系起来。但试图使《资本论》卓越的思想所具有的方法论价值体现在对纷繁复杂的时代课题的直接解决上,这种“当代性”诉求是一种合理的期待还是过分的苛求呢?从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运演看,今天与《资本论》的时代相比,虽然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但在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资本论》当代解释力的界域,正视时代变迁所导致的差别,写出它新的篇章;而这关乎新理论的建构,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总之,我认为,在当代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不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去文本中寻求解决方案,或者单纯靠一个外在的理论框架或当代流行的思潮和方法去“挖掘”和“阐释”其思想,而是在扎实的文本、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评价《资本论》中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资本论》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述?过去,除极少数文献学家外,我们都是将其视为一部由“三卷本”的专著构成的、业已“完成”了的作品来看待的,对《资本论》思想的阐释、概括和评论,也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些“定型”的“通行本”来展开的,这些并不完整和可靠的文献会不会妨碍我们对马克思原始思想客观性、复杂性的理解和把握呢?2012年9月,国际最具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全部出齐,再加上该版其他部分涉及到《资本论》的大量文献的刊布,把马克思准备、写作、修改和整理这一著述的曲折过程完整地再现出来,才为我们更为准确地了解这一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巨著的原貌提供了可能。
《资本论》文献的构成
《资本论》并不是一部业已完成了的专著,而是一个庞大的“手稿群”。它由以下部分组成:
1.作为《资本论》初稿的“四个手稿”。即“1857-1858年手稿”(现刊于MEGA2第1卷第1、2册,分别于1976、1981年出版)、“1858-1861年手稿”(现刊于MEGA2第2卷,附有恩格斯的评论,1980年出版)、“1861-1863年手稿”(现刊于MEGA2第3卷第1-6册,分别于1976、1977、1978、1979、1980、1982年出版)、“1863-1867年手稿”(现刊于MEGA2第4卷第1-3册,分别于1988、1992、2012年出版)。
2.《资本论》第1卷的“六个版本”。即德文第1版(初版于1867年,现刊于MEGA2第5卷,1983年出版)、德文第2版(初版于1872年,现刊于MEGA2第6卷,1987年出版)、法文版(初版于1872-1875年,现刊于MEGA2第7卷,1989年出版)、德文第3版(初版于1883年,现刊于MEGA2第8卷,1989年出版)、英文版(初版于1887年,现刊于MEGA2第9卷,1990年出版)、德文第4版(初版于1890年,现刊于MEGA2第10卷,1991年出版,即“通行本”,绝大部分语种的《资本论》第1卷都是以此为母本翻译的)。
3.《资本论》第2卷的“三个稿本”。即马克思手稿(共2册,现刊于MEGA2第11卷,2008年出版)、恩格斯“整理稿”(现刊于MEGA2第12卷,2005年出版)、恩格斯“出版稿”(初版于1885年,现刊于MEGA2第13卷,2008年出版)。
4.《资本论》第3卷的“三个稿本”。即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整理稿”(现刊于MEGA2第14卷,2003年出版)、恩格斯“出版稿”(初版于1894年,现刊于MEGA2第15卷,2004年出版。)
以上就是专门设置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MEGA2第二部分刊出的文献。除此而外,还应包括不属于这一部分的其他材料:
5.《资本论》书信。即围绕《资本论》写作马克思和恩格斯致他人的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致他人的书信、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相互通信以及他人致马克思的书信、他人致恩格斯的书信、他人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这些材料现刊于MEGA2第三部分,已经出版了第1-11卷、第13卷,分别于1975、1979、1981、1984、1987、1987、1989、1990、2000、2000、2005、2002年出版,其中包括了1844-1865年间大量与《资本论》相关的信息。
6.《资本论》笔记。包括“巴黎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现刊于MEGA2第3卷,1998年出版)、“曼彻斯特笔记”(现刊于MEGA2第4卷,1988年出版)、“伦敦笔记”(现刊于MEGA2第7-9卷,分别于1983、1986、1991年出版),以上为MEGA2第四部分提供的文献。
从以上的梳理不难看出,过去仅仅以“通行本”三卷为依据阐释《资本论》的思想是有很大遗漏和缺陷的。
《资本论》结构的变迁
但是,上述情形绝不意味着,《资本论》文献是一堆散乱而无逻辑联系和思想深度的文字材料。相反,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悉心研究这些手稿,就会发现马克思艰辛探索的轨迹、复杂的思想内涵和深刻的逻辑论证。
《资本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从来都不是显性地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结构。如何准确、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揭示这一结构及其变动过程,马克思可以说费尽心思,《资本论》理论结构的形成过程,实际就是他的这种探索的忠实记录。
早在1844年,开始将自己的研究由对社会的“副本”批判转向“原本”批判的马克思,在研读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述的基础上,最初产生了创作两卷本著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计划,并且还与出版商签定了合同。这是《资本论》结构最早的设想,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1851年他又计划写三本书,一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二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三是论述政治经济学史,也没有实现。在“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拟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五个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
随后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将理论结构修改为六册计划:“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在“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再次将以前拟定的理论体系加以改变,即九项内容:“(1)导言:商品,货币。(2)货币转化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a)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b)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c)绝对剩余价值;(d)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e)同一时间的工作日。剩余价值额和剩余价值率。(4)相对剩余价值:(a)简单协作;(b)分工;(c)机器等等。(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的隶属。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威克菲尔德的殖民学说。(7)生产过程的结果。(8)剩余价值理论。(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后来的《资本论》就是按照“1861-1863年手稿”中制定的架构而展开的。马克思将其手稿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理论部分”,另一部分是“理论史部分”或“历史批判部分”,计划分开出版。他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概括为三卷四册:“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同上书,第84页)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按照这个体系将原稿第二册整理改编为《资本论》第2卷,题名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将原稿第三册整理改编为《资本论》第3卷,题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最终,《资本论》的全部体系共分四卷结构,前三卷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部分,后一卷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学说史部分。
以上呈现出的叙述框架由两卷本著作-三本书计划-五个分篇-六册计划-九项内容-两大部分-三卷四册结构-四卷内容的曲折变迁,浸透了一个思想巨匠整整40年殚精竭虑的探索。在过去的《资本论》研究中,论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对其成型、定稿部分(即恩格斯整理的三卷本)的思想观点的概括和掌握,而现在丰富的文献材料的刊布必然要求我们将这种研究转向思想史的探究、转向对马克思曲折的探索历程背后理论视野和思想嬗变的理解和分析,这必将大大拓展、深化《资本论》研究的视角和复杂性。(作者 刘秀萍 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资本论》中蕴藏的方法论瑰宝,把辩证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并且把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融于一体,实际上是马克思的第三大理论贡献和伟大“发现”。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理论界很少有人对此做深度挖掘和文本解读。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的基础是“总体”发展观:“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5-236页)简而言之,“有机体制”即经济的社会形态趋向于总体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既体现历史继承性或开放性的“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从属型发展过程,又体现历史更替性或创造性的“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创造型发展过程;也是“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的历史进程(《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6页)。
总体方法论也被称为“总体性”原则、“整体性”研究方法或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6页),是超越了黑格尔逻辑学的“正、反、合”命题以及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一场方法论革命,凸显了“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这一经典名言。
《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正是马克思逻辑体系总体构筑方法演绎的产物。马克思首次科学地区分了作为客体的“具体总体”或者“生产总体”,亦即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作为主体并且再现于人的思维之中的“思想总体”。后者对前者的再现是通过一系列概念、范畴、规律、理论的建构,并最终赋予经济学逻辑结构体系的形式,是一个具有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其主要的规定性还有:(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其三,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4)经济学元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6)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7)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之一,构建关于反映“生产力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运动的经济学逻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第47页)。
如何重铸以本土化的学术话语权为标志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无疑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启迪。马克思“总体”方法论的精髓就是从属型发展与创造型发展的辩证统一观,以及经济学逻辑体系构建方法。创造型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创新。着力创建具有中国元素以及“表述自己的”学术话语权的经济学体系,从而与“接轨”、“拿来”、“被别人表述”渐行渐远,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属”型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着重于对于人类文明成果的兼容并蓄,通过对他种事物的吸纳、兼容、继承、扬弃或移植,为我所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有批判地借鉴或者有条件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因此,一是谨防把从属型发展绝对化而把创造型发展边缘化的取向。例如,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体系和政策主张而不断重复“桔生淮北则为枳”的故事,这无疑是现代版的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二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以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为代表)之间,不能搞折衷主义的“综合”,应该是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亦即使后者从属于前者,纳入中国经济学体系之中。
较之其他经济学理论体系,《资本论》提供了科学的新发展观和方法论,即怎样阐释经济的社会形态,如何建构反映其运动的逻辑体系。被封为经济学“圣经”的《资本论》,在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后再次成为西方国家的畅销书。马克思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受到人们的青睐,国外许多著名学者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哲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各种领域、流派和思潮的领军人物,不得不承认马克思这位思想巨人在思想界的历史地位、贡献和重大影响。
经典的魅力在于促使人们“亲自到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寻找永垂不朽的大师”(叔本华语),从中寻找时代对接点、理论闪光点和增长点。而在全球化语境和当今时代条件下,重读《资本论》,无疑有助于彰显和发扬其在场的现实可能性、跨越历史时空而与当今时代对话的当代价值,以及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回应现实和指引实践的理论张力。(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思想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