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犯罪只是污染水流，而冤假错案却把水源给污染了。刑责事关公民的名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从“赵作海案”到“李怀亮案”，再到“浙江张氏叔侄案”，一桩桩冤假错案无一不是刑讯逼供所结的“恶果”。正义可以迟到，但检讨、反思和问责不能被忽略。
把脉问诊，中央政法委开出了“药方”——“法官、检察官和警察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一旦出现案件（一般指刑事案件）质量问题，尤其出现冤假错案，原办案的司法人员不管其退休、调离抑或升职，都将依据实际职责承担必要的行政或法律责任。“法官、检察官和警察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虽不一定能够遏制“错案”，但有理由相信，面对政治生命、职业生命和个人自由的代价，法官、检察官和警察必定不会“眼花”或刻意地徇私枉法。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技术和人的认知的限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而言，冤假错案都有可能发生。避免冤假错案比错案发生后的责任追究更关键。因此，不仅要建立健全问责体系，更要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一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尤其要特别地重视口供以外的实物证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是要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统一起来，坚持“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办案理念。我们无法避免错案的发生，但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把错案发生率降到最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