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社会性的二难困境
处在此种困境中，谁都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几乎所有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错误方式来行事，因为按照“应该”做的方式会给个人利益带来损失，而按照“不该”的策略却可得一时之利。结果就是大家都深陷其中而又异口同声地谴责这种状态，每个人似乎在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上都普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有些矛盾心态反映了个体渴求公正而又无力解决的状况
主持人：这些矛盾心态，已经出现，并将可能继续存在，对此，如何解释这些矛盾心态？
宋惠昌：我认为，当前这些自相矛盾的社会心理现象，反映的是人们由于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解决而出现的复杂社会情绪。这些自发的复杂社会情绪，其深层次体现的是人们力图冲破社会不公正问题而又无力解决的矛盾心态。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严重的不公正问题，是在权力运行中产生的，但又不是权力机关一朝一夕就能够消除的。所以，当人们面对这些事实上已经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只能作出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样，就出现了这种自我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心理状况，以及言行不一的做法。
对诸如此类的社会心理现象和行为，首先应当看到，在改革开放不充分、不完善的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其次还要看到，它们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东西，而是包含积极因素的社会现象。从总体上看，它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实现社会公正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推动。可以说，这样的不和谐社会心理现象，是消除社会不公正、创造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的一种必要的代价。
成伯清：对于这类所谓的矛盾现象，一经分析，其实并不如表面看来的那么矛盾。以人们在教育上的矛盾心理为例。人们一面谴责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一面千方百计地让孩子上好学校，进而加剧了这种不公平。因为优质学校的声誉和社会联系肯定好于一般学校，也就将更多优质的资源都吸引过去了：政绩工程的投入、大笔的社会捐助、优秀的教师，还有家庭背景优越的生源。现在，自己的孩子在哪里读书，几乎可以成为社会地位和阶层分化的一个标示牌。
但，教育首先应是一种公共服务，尤其是公立学校，应该平等地惠及所有公民。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时候，首先保证重点学校以培养亟需的优秀人才，本来是出于一种权宜性的安排，到如今，这种临时性的基于效率的考量，必须让位于基于公平的制度设计。
但凡经受转型之变的国家大都有社会矛盾心态
主持人：目前我国出现的这些社会矛盾心态，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吗？其他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矛盾心态吗？
李伟民：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各种心理、精神和行为上的怪象和乱象，从其表面上看，确实是矛盾纠结，令人费解。然而仔细观察下来，仍可见到，其中既包含有鲜明甚至是激烈的矛盾对立和冲突，也包含有普遍以及浓重的迷茫困惑与错失；既有传统与新生、正统主流与时尚边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面对转型现实时的理想信仰和价值上的困惑和错失，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综合症状，敏感，激越，能量大，一触即发，一发则牵动全身。
例如，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对待钱财和富人，特别是对不义之财和为富不仁者，向来嗤之以鼻，予以鄙视甚或仇视对待；而当今人们一方面多少还恪守传统，主张对财富取之有道、用之有益，忌恨与仇视不良的大款巨富，而另一方面则渴望财富，为财富可以容忍不良与无道，并且一旦拥有了财富也往往不能珍惜和善待。没有了过去那种执著、纯粹和极致，多了似是而非、左右皆可的骑墙与摇摆。
这种症状的产生，就如同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中要经历诸如青春期的骚动与叛逆、更年期的烦躁和冲动一般，同样是一个社会成长发展的转型过程中所要经历的，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但凡遭遇转型之变革时大都如此，即便其中存有差别和不同。
以拉美国家为例，综观拉美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发展历程，其突出性矛盾显而易见，如长期的贫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分化严重，民主化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遏制大多数国家的腐败现象。拉美国家曾经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所实施的政策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为不够，结果加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了众多的社会矛盾心态，甚至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所谓“拉美化”或“拉美现象”。我们必须以此为鉴，及时处理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消除人们的社会矛盾心态，走出社会性的二难困境，从而实现更好更全面的发展。
传统社会心理对社会矛盾心态有哪些影响
主持人：我国传统社会心理对社会矛盾心态有哪些影响？它与转型期产生的市场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哪里？
李建华(中南大学教授)：我认为，传统社会心理与当前的市场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矛盾心态的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心理动力层面上的功利心理与道义心理的矛盾。市场经济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人的一切市场行为都是由利益来驱动的。这就要求市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谋利而不是取义。但是这种重利心理与传统社会心理中一向信奉的“重义轻利”的价值是相冲突的。这是否就能逻辑地导出唯利是图的合理性？是否意味着只有追求物质利益才是高尚的？是否意味着“一切向钱看”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这些问题困扰着当代中国人，中国人处在义利冲突的二难之中。
第二，社会心理价值层面上的国家本位心理与法人本位心理的矛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环节就是要培养和完善市场主体。但是，在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中，信奉的是共性至上的国家利益，集体和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法人实体与政府之间割断“脐带关系”，必须眼睛向下、盯住市场，注重自身的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确也产生了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打着法人旗号的个人主义等消极社会心理。
第三，社会心理预期层面上的平均主义心理与能者先富的矛盾。求富乐富是人的本性之一。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正是基于谋求富裕的明智之举。但是，这种能者先富的市场心理同传统社会心理中的平均主义是相矛盾的。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宣言，不仅导出了一种经济观，而且也导致了一种扼杀创造性的，依赖、懒惰、嫉妒的道德观。这种平均主义只讲结果的均等，不讲机会的均等，结果是“大锅饭，养懒汉”。所以，对能者先富的社会心理认同是对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性否定。
第四，社会心理互动层面上的“东方式嫉妒”与公平竞争心理的矛盾。只要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就起作用，竞争就不可避免。但是，中国人长期奉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古训，满足于消极无为，中庸处世。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必然表现为“看不惯冒尖的，容不了有钱的”等东方式嫉妒心理。当你比我强时，不是通过我要强过你来达到心理满足，而是以拼命拉得和我一样平为快乐，这正是中国人内耗的社会心理根源。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互动中，只能引发猜忌、相互拆台等社会病，导致社会的普遍平庸。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就是为能者、强者提供实现自我的契机，这显然与害怕别人比自己强的东方式嫉妒心理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