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和正确定罪量刑关系重大。无论是为实现实体公正还是为实现程序正义，证人出庭作证都是现代诉讼的必然要求。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极其低下。这种现状造成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剥夺了被告人以及辩护人质证的权利，有悖直接言辞证据原则，不利于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其他人员从心理上接受和承认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合理性等。
证人出庭比率低下的两大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的比率极低情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检察人员抵触证人出庭。抗辩式审判方式的引入对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其他证据相比，言辞证据具有易受干扰、易变化等特点。实践中，一些公诉人因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改变其在侦查机关所作的证言，造成难以及时应变的被动局面。而当庭宣读证言笔录则较为稳妥，可以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侦查人员如果采取暴力、威胁的方法来获取证言，证人出庭作证就有可能揭露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虚假取证等情况，所以检察人员对证人出庭作证持消极态度，不申请甚至不希望证人出庭。
二是法官抵触证人出庭。证人流动性相对较大，致使法院无法送达出庭通知，或者已经通知、证人拒绝出庭的情况常有发生。同时，在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突出、办案时间紧张的情况下，证人出庭也将一定程度上延长庭审时间，降低审判效率。法官为了追求审判效率，一般不会轻易通知证人出庭。法官在部分疑难案件中希望关键证人能够出庭作证，但证人出庭难的问题并非法官个人所能解决，加之结案指标压力过大，有关审限的规定以及不分案件大小难易、不分审级“一刀切”的审限管理模式，都难以调动法官敦促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检察官、法官都对证人出庭持消极态度，再加上《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没有强制性的要求，证人出庭率低就成了必然现象。
当前证人出庭及保护制度之不足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完善了证人制度，但仍有不足之处。如对第62条规定的4类特殊案件犯罪，虽然对打击报复证人实现了从事后追责到提前预防，但仅对这4类犯罪的证人采取特别保护措施，其他恶性刑事犯罪中的证人受到威胁却无法得到预防性保护，这显然是不够的。同时，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应当采取一项或多项保护措施，但没有明确哪些措施由哪个机关采取，这在不同诉讼阶段可能导致相互推诿、扯皮、拖延的情况发生，并最终会影响到对证人的有效保护。
在强制证人出庭方面，并不是所有案件证人都需要出庭作证，需要出庭作证的条件包括三方面：首先是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存有异议；其次是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很大影响；最后是法院要求其出庭，也就是说是否出庭的决定权在于法院。其中，第三个条件显得多余且法院自由裁量空间太大。同时，也没有规定证人虽被强制出庭但拒绝提供证言的惩罚措施。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一两次立法修改就可以完全解决，即使法律规定得尽善尽美，在实践中也会遇到新的挑战，完善刑事诉讼证人制度、提高证人出庭作证率对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完善证人出庭及保护的建议
建立健全证人出庭工作机制，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公检法等相关部门应建立证人保护联席机制，在接到证人保护申请或主动保护时，接受申请或主动保护一方及时召开三机关会议，对证人是否需要保护进行综合评估，对需要保护的，商讨确定保护措施、机关、期限，然后按照既定方案进行保护，形成联动互保机制。
细化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案件类型，制约法庭自由裁量证人出庭的权力，如犯罪性质严重、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包括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在当地有重要影响的案件、犯罪事实不清认定困难等案件必须要求证人出庭作证。
建立证人出庭作证辅助服务制度。为易受伤害的证人提供程序指引、心理辅导和作证援助等服务，保护未成年证人、因恐惧而易受伤害证人等特殊证人的身心健康，让证人克服障碍、坦然作证。同时，引入双向视听传输技术，由法官批准符合条件的证人通过现场电视线路接受询问，避免给特殊证人出庭作证带来困扰。
规范证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基于证人出庭作证对诉讼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可以说一切案件的证人都能出庭作证是司法的最理想状态。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以及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有的证人不能出庭作证或者没有必要出庭作证。为避免证人不出庭的随意性，法律有必要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即在刑诉法规定的基础上详细补充规定证人可以不出庭的范围。
完善证人信息登记。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取证时，要详细记录证人个人信息，包括具体住址、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等，以便法庭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检察机关、法院在处理案件时要严把关口，如果发现没有证人信息或信息不完整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补充，严重的不予受理或退回补充。
加强与证人沟通，劝说其出庭作证。一方面，应当加强与证人的沟通，争取其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应该全面了解证人的性格、心理、工作、家庭情况等个人因素，分析其拒绝出庭作证的具体原因，然后采取不同方法“对症下药”，劝说其出庭作证，对其担心事项一一解释，以消除其顾虑。
强化证人保护措施，完善证人信息的保密制度。证人在接受调查取证时，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个人信息暴露招致打击报复。因此，在侦查阶段就应该加强对证人信息的保护，对需要保护的证人，承办案件人员不得私自泄露其信息。（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法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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