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 “帝王作家”的法治中国梦
二月河接受采访，谈论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意见。曹 萌 摄
二月河，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文联副主席、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因著有《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等系列历史题材小说，被誉为“帝王作家”。在繁忙的文学创作之余，二月河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法院工作非常关注，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二月河的家中，聆听了他的“法治中国梦”。
“中国梦”是法治梦
二月河说，自从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一幅令人喜悦、向往的“中国梦”展现在国人面前。“中国梦”包括了老百姓对政治昌明、法治建设进一步加强的憧憬和期望，也可以说是“法治梦”。在中国，人治社会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包括到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彻底走入以人为本这个道路，需要整个国民精神、思想境界、哲学、社会问题的调整过程。
“我们到故宫乾清宫里会看到一副对联：唯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就是讲彻底的人治，通过彻底人治来治理国家。除了一套人治的思路的《四书五经》，没有其他什么固定程式，当然也有一些法律条律。但是，几千年制定的法律条文也是以人治为思想的。”二月河说。
在二月河看来，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我们所从事的是革命性工作，这个工作在历史上没有先例，没有人能给我们导引。中国封建社会这么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人治的先例我们可以举出千千万，但法治的先例我们没有。一方面需要自己揣摩，一方面要把西方和国外的法治理念拿过来，进行研究、分析，变成适合我们自己的法治。这需要全体国民的努力，不单纯是政治家、社会学家的问题。”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难免会有波折，但是二月河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从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带有变革性的过程，对社会都是一种冲击，伴随而来的不光是欢乐，同样也有一些社会问题，包括痛苦。从人治走向法治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要和旧体制决裂，确立新体制，这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变革，就像人在调整自己身体的时候必定会有一种排毒现象。”
“和法院距离在缩短，感情在炽热”
身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二月河曾经多次参加两会，对司法工作十分关注，自认为与司法机关越来越“亲近”：“过去有种看外人的感觉，现在法、检两院经常把简报、工作内容发给我，加强与人大代表的沟通。从我自己担任人大代表以来，和法、检两院距离在缩短，感情在炽热。”
近年来，人民法院着力加强司法公正、加大司法公开，这些工作得到了二月河的肯定。他说：“对于司法公正、司法公开等问题，我发现法院已经非常努力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高高在上。”
二月河认为，中国的司法环境和法制环境需要长期的培育。“我们的司法环境、法制环境不是一蹴而就的，唐太宗贞观年间处决犯人29人，‘道不拾遗，门不闭户’。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我当面给胡锦涛同志做了汇报。一不能迷信GDP，二不能迷信重刑。”
他尤其强调保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要改善执法环境，有些纯法律问题，不能干预的就不要干预，要给执法人员更多的平台和条件。”
另一方面，二月河提出，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从人民群众中选取人民陪审员、廉政监督员。“能够帮助法院认识执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法院保持更清醒的头脑。也要通过媒体，把法院职责告知人民，属于职责范围内的要作为，不属于职责范围的要告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比如说，基层组织可以适当举办法制讲座，结合案例，给群众介绍法律常识。现在群众法律意识是有了，但是怎么维护权利是需要有人引导的。有些不是我们法院不管，是这事不属于法院管。有些该管的，到我们法院来，我们就要无条件受理。”二月河说。
要“鱼水关系”不要“油水关系”
提升司法公信，是当前人民法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二月河认为，提升司法公信应放在法治建设这个大背景下来谋划，“我国要从两千多年的人治社会转变成法治社会，弯转得很急。现在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形象，提高威信，要做一些细化的工作。我与聂卫平、刘小光下棋，问他们‘九段棋手与初段棋手的区别是什么’。他们讲，‘九段棋手下的是细棋’。现在法院的工作我感觉还是粗放型的，对老百姓心里的真正疑惑还不够了解。”
“因此，我们要构建法治社会。术业有专攻，法院是主持公道的。‘公门里面好修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指的就是法院等执法部门。”二月河说。
如何“专攻”呢？二月河提出，一是借助文化的力量，“法院里面有法制文化力量，这是一种综合的力量。要相信我们社会整体实力的增长，民族信心的增长。从这个角度上说，文明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其次是加强与人大代表和群众的联系，深入基层，搞一些座谈，了解群众在法律方面有什么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方面的教育。采取更为生动、更为鲜活、更为多面的宣传，“让群众把法官、法院当成自己的朋友，成为鱼和水的关系，避免成为油和水的关系。让群众感觉到这是我们自己的法院。”
法官要读点法律之外的书
《基督山伯爵》中，塑造了一位野心勃勃、为了个人利益不惜制造冤案的检察官——维尔福；在《悲惨世界》里，警察沙威一生恪守法律，当冰冷的法律准则与自己的良心发生冲突时，无奈地选择了自杀；在《牛虻》中，神甫蒙太尼里在监狱与被捕的儿子牛虻相认，却因各自坚守原有的信仰，互不让步，他被迫在儿子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自己也痛苦地发疯致死。
文学名著中这些有关法律的经典人物与情节，促使二月河去深入思考文化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一个民族的素质是高是低？怎样比较?我的看法是不看学历，要看民族心理，文化程度如何，弹性程度如何。即使你是法院院长，这个人到你手里不得不判死刑，你判了他的死刑，是一种欢乐，还是一种郁闷，或者是一种惋惜，抑或是一种怅惘。这种文化心理对于人们、对于一个执法者是很重要的。”二月河说。
二月河表示，法官光掌握了法律条文，进行对号入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素养的培养。“我们的法官也要读一些法律业务之外的书，如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类的作品。法官要有一种正常人的心态，而不是一个执法机器。要关注弱势群体，要有思辨能力，掌握思辨方法。这样对我们法官自身的修养很有好处。”
□ 卢国伟 田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