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松：既是专业法官又是“治病大夫”

2013-07-02 10:29:31　http://www.chinapeace.org.cn/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02年夏，清华大学法学院。

“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花钱买文凭，我们没必要浪费时间。”课堂上，法学教授的声音在偌大的教室里回荡，直白又刺耳。

“老师，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我们还是想学点东西，想真心听您的课。”众多新生中，一名叫白松的在职硕士研究生勇敢地站了起来。那一刻，她决定用实际行动证明教授这句话的片面性。

11年后的初夏，这个曾经有些较劲的“女学生”坐在了记者面前：圆脸，微黑。白色休闲衬衫搭配蓝色牛仔裤，怎么看都不像60年代出生的人。只是浓重的黑眼圈，暴露出她长期的睡眠质量。如今，她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长。13年间，她成功审理了800件医疗纠纷案件，是全市法院公认的医疗纠纷案件专家，被业界尊称为“白大夫”。她撰写的调研文章，得到清华大学众法学教授“极具专业价值”的好评。

“白大夫”的医生范儿

“球囊管”、“指引导管”、“心脏介入手术”这些极具专业性的术语常常让拿到案卷的法官一头雾水，白松却能如数家珍。

“不懂就没法审。”白松简单明了，“医疗器械的质量性能和使用方法得懂，病历得懂、医疗规范得懂……法官自己得先懂，才能让当事人服气、医疗机构服气。”

众所周知，医疗类案子专业性强，审理难度大，不容易“出活儿”，很少有人愿意干。2000年，二中院民二庭针对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开始探索高效率专业化审判。时任老庭长一筹莫展，试探地找到代理审判长白松问道，“你敢不敢接？”

这个问题对于北大89届法律系高材生白松而言并不难解，“北大毕业的法律人连个医疗案子都不敢审，让人听了寒碜！”仅此一念，白松决定蹚蹚这池水。

一生无悔的职业选择，从此开启。

刚接触医疗案件，医学专业问题让白松很“犯怵”。在一次庭审中，患方是70多岁的老大爷，不幸遭遇了失败的股骨头手术。面对毫无专业知识的当事人，院方代理人不耐烦地说，“你不懂医学知识，我和你说话就是对牛弹琴！”

主审法官白松坐不住了，“你这是说谁呢？在法庭上，除了你们院方的人，剩下的包括我都不是专业人士。但你既然来到这了，你认为是牛也好、马也好，有义务把事情说清楚了。”

代理人意识到了自己言语的失误，耐心地解释起来。

“你讲了半天，我只问你两句。”白松说起了大白话，“第一，做手术时你们为什么不给人家使一个结实点的钢丝呢，而用一拧就断的？第二，老爷子70多岁了，明知道他有骨质疏松，为什么不小心点把骨头给人撬劈了？”

这两个问题让代理人哑口无言。

事后，这个片段被白松当做笑话提起，但当时对她的触动很大。“不懂，就会被当事人瞧不起。”

接下来，她花了5个月时间恶补医学知识。揣摩病历、翻看鉴定报告、借阅医学专著……吃住在单位不说，为弄清某项医疗技术现状，她不惜四处寻访权威专家，到时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王忠诚院士家里咨询；到北大妇产医院了解国内尚属尖端的新生儿枫糖尿病情况。那时，她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各种医学研讨会上，成了当时北京市法医中心的常客。

很快，她就能看懂病历、弄明白术语、清楚诊疗常规。原来2.0的眼睛也是在那个时候“罢工”的，成了彻彻底底的老花眼。

“白法官真牛，不仅是法官，还是白大夫。别人是专科大夫，您是全科大夫。”同仁医院原医务处主任听了白松的庭审，由衷地树起了大拇指。

“白大夫”不仅在医疗界叫得响，在法院内部大家也认。谁有专业问题，第一个想到的是“白大夫”；哪位身体不舒服了也找“白大夫”事先咨询。不过，每次给人看完病，白法官总忘不了幽默一句，“我没有处方权，不负责任啊。”

“白大夫”的悬壶济世说

“我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白松喜欢这样调侃自己。

因为不管和谁生了多大的气她都会很快忘掉。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甚至有点“粗”。若不是庭长提醒，她会穿着平日里的小碎花上衣、牛仔裤接受记者采访。对于办案数量，这个常年位居全院榜首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也是含混不清。每每有同事问到她近期结案数量时，她会打发人家去问书记员，害得不了解她的人因她的“故意保密”而小有不快；至于这些年收到几百面锦旗、几百封感谢信，她也说不清楚。

“我就是‘恨活儿’，想尽快把每一个案子办好。”

正像白松说的那样，她把劲头用在了具体的案子上，认真、较劲，甚至有点跟自己过不去。

医疗类案件牵着生死情仇，患方要医院偿命的都有，这类案件历来存在“调解难”的特点，二审平均调撤率11%，而白松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调撤率却高达50%，这让审判的行家们都不得不佩服。

“目光呆滞，一股酒气，两眼通红，斗鸡似的死盯着院方代理人。”这是2011年2月22日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郝某留给白松的第一印象。

2006年底，郝某夫妇29岁的儿子因腹痛、腹泻到北京某医院就诊。后因病情反复变化，于2007年3月经抢救无效死亡。无法承受沉重打击的郝某夫妇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法庭。一审判决医院赔偿郝某夫妇34万余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判决后，双方均提起上诉。

当天，细心的白松发现郝某情绪不对，在做好情绪稳定和安抚工作的同时，她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庭外调解上。

“老郝，这事得翻篇儿啊。儿子不在了，你总得为爱你的人活呀。”白松找到郝某聊了起来。

“四年了，我只要闭上眼睛就是我的儿子。”说着话，泪水就从这个失独老人的脸上止不住地流下来，“这四年，我放弃了在外地的工作，天天泡在北京。他们院长的、医务处的、科室医生的家住在哪、孩子在哪上学、老公在哪工作，我都摸得门儿清。我想哪天绑个炸药把他们全炸死！”

“老郝，冷静点。就算给你100万，你能花吗？”

“我不是为了要钱，遭受这么大损失给我3万元精神抚慰金太少了。”

渐渐的，白松摸清了郝某的心结。经反复释法明理，郝某夫妇明白了自己诉求过高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同意在58万余元的诉求上作让步，但希望二审能增加2万元精神抚慰金。白松又多次与医院交流沟通。最终，医院同意增加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2011年3月9日，达成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将锦旗送到白法官手中。

“医生是崇高的，他们悬壶济世；法官是神圣的，是以做好审判工作的方式治病活命。”这是“白大夫”的人生信条。

“北京东片儿的领军人物”

2004年，白松审理过一起3岁男童食毛鸡蛋中毒死亡，家属向医院索赔86万元的案件。男孩在中毒10分钟后被妈妈送往通州某乡镇卫生院，但是医院以无儿科、无设备为由拒绝收治，孩子妈妈求医生拨打120也被拒绝，最后在好心的过路司机帮助下辗转几个小时才到达第二家医院。

由于该医院是一家中医院，小男孩同样没能得到及时救治。母亲悲痛万分，将这两家医院告上了法庭。

按照医学协会出具的意见，第一家医院与男童之间不存在医患关系，鉴定为不存在医疗过失。

可是白松认为理儿不通。同样在当天误食有毒毛鸡蛋的有32人，偏偏最早寻求治疗的小男孩死了，难道第一家医院真的没有责任吗？单从医院看，没有收治自然没有医疗上的过失，可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看，即使医院缺乏必要的诊治条件，仍负有适当转诊的义务。特别是对于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外地农民，医院没有明确告知转诊路线，导致路上延误了几个小时。这延迟的时间对生命是多么的重要！

以转诊义务为说理的突破点，白松判决第一家医院承担一定比例的责任，给早夭的孩子一个告慰，也给所有的医院一个警示。该起案件是北京市首例应用转诊义务判决的案件，为此后相关案件审判确立了范本。

多年来，白松的身影不仅屡屡出现在市法院系统的医疗纠纷讲座中，还出现在市检察系统组织的检察官培训活动、市卫生系统组织的医务法律培训活动中。曾先后参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及司法解释、市高级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指导意见的起草工作，被业界赞为“北京东片儿法院医疗案件审理的领军人物”。

白松连续多年以结案总数第一的成绩被二中院评为“结案状元”，多次荣获个人三等功、二等功、嘉奖。2011年被评为北京市法院“优秀共产党员”；2012年获得第七届北京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称号；2013年被评为“全国法院办案标兵”。

现在，只要庭里有医疗纠纷案子，庭长杨越都会让白松牵头办理，因为“交给她我放心”。

“上满了的发条”

快人快语、心里搁不住事儿，这都是同事们对白松的评价。

多年来，白松养成了固定的工作习惯：工作日几乎是早7点左右便来到办公室（上班时间是9点），吃早餐、看案卷；9点开始庭审，几个庭审下来经常到下午1点，下午的庭审有时进行到6点多；晚上加班写好当天的裁判文书，无论到多晚；每周一两次下乡办案或开展调研；双休日到办公室安静地看上几本专业书。

为了节省上下班时间，2002年，她把自己的家从石景山搬到了距单位步行十分钟路程的方庄小区。有时突然想起一个案子，她会半夜12点从被窝里爬起来回到办公室翻案卷；手头的案子快处理完了，没等内勤通知，她就急着跑过去询问有没有新案子；一般的法官一天传5个案子就不少了，白松最多的时候一天传10个。

当然，她不是只会工作。她说自己是个超级爱玩的人。中午休息的空当和同事们凑个牌局；休息日她会一个人夹个包或约上三五好友自驾游，足迹踏遍了全国所有省份；见到各种有趣儿的石头，不论出处，她决不会放过。

和大多数医生一样，这个“白大夫”医不了自己的病。高血压、低血钾、颈动脉硬化、心脏反流、手脚浮肿、失眠……十几年前，这些毛病就陆续“找上她”，每天都要服四五种药。

此外，她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毛病——晕车。每次下乡办案总经不住中途几次下车呕吐，可她的“公里数”却相当可观。2010年以来，民二庭全体人员下乡400余次，白松自己就占了一半。

很多人都劝她少下去几次，何苦呢。白松回答，“宅基地这类的案子不看现场心里不踏实，再细致的文字描述也没有看现场来得真切。”

塞满了的工作使她无法顾及家人。因为没时间照顾儿子，她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父亲患脑血栓多年，和她住在一起，她却无法尽孝。一次，白松下乡办案，老人招呼没打，一个人一瘸一拐地坐公交车回到了通州老家。

“那天下着很大的雪”，失去父亲音讯的女儿焦急如焚。一天后，白松终于见到了父亲，老人却执意不回，含着泪说在老家还有旧相识可以聊天，在女儿家却根本见不着人，像蹲监狱一样。

这些事，白松很少对外人讲。同事们都说她这个人特能扛。

高标准、高强度的工作习惯同样苦了她的书记员。曾经一名刚从高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因无法适应，一年后当了“逃兵”。如今，昔日的书记员成了助理审判员，她却主动提出要到白松的合议庭去，因为“能够真正学到东西”。

几年来，白松带过的书记员、徒弟有十几个。大家得出的“真经”是，当白法官的书记员必须咬住牙，可一旦跟了下来，再跟其他法官就没有压力了。

而这也正是庭长杨越的良苦用心。但凡庭里来了新手，他总要刻意安排给白松作书记员，目的是让这些年轻人知道当法官应该做什么，好法官应该是什么样子。

如此工作状态被同事们形容为“上满了的发条”。庭长不忍，问她是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狠、压力太大。白松总是笑对，“好，我以后注意。”可一转眼，她又投入到工作中了。（记者 李 阳 通讯员 高志海 孙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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