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国家的主要难点

2013-07-02 08:42:33　http://www.chinapeace.org.cn/　来源：检察日报　

作者：沈春耀

沈春耀

在当下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法治”已经成为高频词汇;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深切期盼;法治的实践和工作，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法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意义，法治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作观察。

从“法制”到“法治”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法治的第一层意义是指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并贯彻实施。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的第二层意义是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

我国把“法治”同“国家”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最初在国家正式文件中的表述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里，将“刀”制改为“水”治，一字之变，具有深刻内涵。

第一，法治包括但不限于法制的含义。法制一般认为是指法律制度，或者法律和制度。法治一般认为指“法律的统治”，法律具有至上的地位和权威，并且具有能动属性。用“法治”，不仅可以涵盖法制的所有内容，而且还有更多更高的要求;而用“法制”，则难以很好地体现法治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第二，法治具有明确的对立面。《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法治”的解释是:“与人治相对，指依据法律治理国家。”中国有几千年专制统治历史，虽有礼治、德治、法治等思想，但均属人治主义传统。党中央明确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是实行依法治国(不同于“以法治国”)的内在要求。

第三，法治具有超越形式意义法制的思想张力。从法治方面来说，有一套法律制度并且得到遵守和执行固然重要，但却不够，因为还没有解决“良法善治”问题。法治要求在形式上有法律，表面上做到依法、守法，在实体上还进一步要求:法律必须是良好的法律，制度必须是善治。

第四，法治能够体现更为广泛的理念。差不多所有重要的政治原则、思想价值和人文精神，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都同“法治”密切关联，都能以某种形式体现或融合于“法治”之中。“法治”作为一种价值，明显高于“法制”，得到国人世人普遍认同。“法治”也被广泛地用来表征各种概念，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

正是由于“法治”具有诸多重要含义，从党的十五大以后，我们在继续使用“法制”的同时，开始使用“法治”，并赋予其新含义: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

建设法治国家的主要难点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和目标。总体上观察，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和阻力在以下三方面:

(一)权力约束

公共权力必须受到控制和约束，这是现代法治国家中权力配置和权力运作的重要特征。权力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具有特别意义。中国的君主集权体制具有独特而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的法治之路之所以步履维艰、曲折反复，一个主要障碍就在于传统的集权思想、集权体制及其社会基础。

公共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和约束，法律的至上地位和权威就无从谈起，法制就可能成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当代中国法治进步的标志，特别是法律至上地位和权威的确立，在相当大程度上要看公共权力是否受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约束。

实现权力约束，必须破除传统法治观念。传统法治观念有很多表现，其中对建立现代法治最具消极影响的是以法“治民”———把法律仅当作当权者的工具，享有特权的人可以不受法律约束。许多掌握大小权力和资源的人，虽然有时看起来也重视法律，但他们头脑中的法律是管老百姓的，是约束别人的，他们不愿把自己的权力置于法律约束范围之内。当代中国走向法治、文明的进程中，必须克服包括“治民”、“特权”、“工具论”在内的传统法治观念，以社会主义法治建立起有效约束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把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

(二)人权保障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国家的显著特征。建设法治国家也是人权保障不断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表明，法治愈发展，权力愈受到规范和约束，人权愈得到保障和发展。

在人权保障问题上，我们主要受两方面制约:传统特权思想影响，轻视、漠视人权;“左”的思想束缚，怀疑、抵触人权。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敢讲、不愿讲人权。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1991年，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指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这些思想和原则，体现在法治上，就是尊重、保障、促进、发展人的权利和自由。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国家根本法，我国人权事业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权利是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在法律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没有对权利的要求，产生不了对法律的需求、对法治的追求。人权保障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使命。

(三)差序格局

制约中国实现法治的深层次障碍和阻力，还有来自传统社会交往习俗、人际关系准则的排斥和扭曲。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在传统“差序格局”中建设法治国家可能面临社会伦理关系困局。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调整和变化时期。一方面，先前因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所带来的、以阶级身份为基础所形成的“差序格局”已基本解体，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从身份到契约”的变化在逐步加深;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却在宗法伦理精神引导下，愈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关系社会、熟人社会呈扩张之势。这种新“差序格局”中的“非正式组织”和形形色色的“潜规则”，对实行法治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要实现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必须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突破各种“差序格局”和“潜规则”的羁绊，逐步建立起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规则格局，让社会主义法治的阳光普照人间。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摘自6月29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专题讲座《法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意义》。文稿统筹　郑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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