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贵州省破获毒品案件数同比上升18.9%,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上升17%,缉毒执法各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地理位置,贵州是毒品进入内地的便捷通道,因此贵州省禁毒工作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主要体现在毒品过境、吸毒群体庞大、部分地区外流贩毒、合成毒品危害加剧等方面。”贵州省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省禁毒委副主任、公安厅厅长孙立成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为此,贵州建立了6个毒品检查站和流动检查站开展查截,各级禁毒部门按照以打开路,以打促防,“打零包、大收戒”、“堵源截流”、“专案侦查”的整体思路长期开展专项行动。然而,孙立成说,仅凭公安机关“刚性”的严盯死堵并不能彻底解决毒品渗透问题,唯有“刚柔并济”,动员社会力量形成抵制毒品的社会合力,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源头治毒”。为此,贵州省探索推出了“阳光工程”这一社区戒毒管理新模式。自2011年以来,贵州省共计投入“阳光工程”经费1.62亿元,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措施20余项,共有100多名企业家积极参与“阳光工程”,更发展出了571支禁毒志愿者队伍,84个禁毒志愿者协会,拥有20118名禁毒志愿者,从政工干部到书法名家、主持名人,成员涵盖社会各界。
□记者 阎志江王家梁 通讯员 张德晟
“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为了挽救千千万万个家庭,付出再多也值得,因为缉毒就是积德。”
缉毒民警 许太平
在担任盘县禁毒大队大队长的7年里,许太平见过太多缉毒抓犯现场,然而,有一个场景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那是2008年的冬天,许太平带队查缴了一个毒品窝点。和其他“毒窝”一样,这个窝点脏乱不堪、臭气熏天。缉毒民警例行搜查过程中,发现墙角处佝偻着一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的女人,身旁竹篮里放着5个月大的女婴。民警经现场盘问得知,“该女子为吸毒竟打算卖掉自己的亲生女儿。”
“那一刻,在场的每个民警都哭了,因为我们不仅看到了毒品的巨大危害,更看到了被毒品扭曲的人性。”讲到此时,许太平哽咽了一下,“如果说在此之前缉毒是为了履行本职工作,那么在此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为了挽救千千万万个家庭,付出再多也值得,因为缉毒就是积德。”
几年间,有人送钱给许太平求“网开一面”被当场拒绝;有人托亲属带话要“共同致富”,结果这个亲属被许太平断绝往来;更有人放言威胁“出一百万买他的人头”,这倒是让许太平欣喜不已,“证明咱们缉毒民警很值钱嘛,老子还正愁找不到这帮人呢!”
“他们当时恨我、骂我,这都不要紧,只要不再吸毒,让我干啥都行。”
吸毒人员家属 陈华
陈华是毕节市织金县珠藏镇一个小砂厂的老板。2008年,他发现自己身边竟有17位亲属染上毒品。“为劝戒毒可算是好话说尽,打也打过,骂也骂过,甚至给他们下跪磕头,可我前脚刚走他们就又开始偷偷地吸。于是,我索性把他们带到砂厂干活,一是让他们有个营生干,转移注意力,二是为了方便看管。”李华说。
即便到了砂厂,一开始仍有几个“偷奸耍滑”的亲属,打着“上厕所”、“去看病”等各式各样的旗号,躲到没人地方继续吸毒。万般无奈之下,陈华琢磨出一套“三盯一”对策。所谓“三盯一”,就是安排17个亲属中的三个人专门盯守一个人,无论这个人走到哪里,都有另外三个人陪同,彼此制约、相互监督。
终于,17位亲戚被陈华的真诚和耐心感动,铁心戒毒,未再复吸。“家属吸毒就是一个家庭里的‘癌细胞’,不管不问,任其发展,迟早会拖垮整个家庭。我逼着他们戒毒,甚至把他们绑起来,他们当时恨我、骂我,这都不要紧,只要他们不再吸毒,让我干啥都行。”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我要更加珍惜、努力,把错过的美好时光追回来。” 戒毒康复人员 廖春凡
廖春凡是黔西南州人,2009年暑假,当时只有15岁的他和几个同学相约到KTV唱歌,其间一个同学的“表哥”赶来串场。“光唱歌有啥意思?要不要来点刺激的?”说话间,“表哥”从上衣里怀神秘兮兮的掏拿出一袋东西。
“我认出那就是毒品,以前在电影电视上见过,特别好奇想试试,觉得只尝一次应该不会上瘾。”因为这份好奇,廖春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从此,他上课无精打采,开始逃课甚至逃学,心里想着的就是去找“表哥”要货。然而,开始还豪气大方的“表哥”却突然变脸,“拿钱买,不然滚。”廖春凡没钱,只能骗父母说是补课费,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终于引起了父母的察觉。事情暴露之后,廖春凡被学校开除,父母上班把他反锁家中,他就跳窗户出去借钱再找“表哥”。2011年禁毒民警缉查毒窝点时,将正在“享受”的廖春凡抓个正着,送进强制隔离戒毒所。
康复离开戒毒所后,廖春凡一边在超市打零工,一边积极复习备战成人高考。“我已经两年多没碰毒品,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我要更加珍惜、努力,把错过的美好时光追回来。”廖春凡说。
“我们也希望社会能够对他们多一点宽容,正确认识他们、接纳他们。”
阳光妈妈 黄永绂
位于贵阳市青岩镇南街村果树农场的花溪“阳光就业家园”,是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集中就业安置点,从成立那天起,黄永绂便在这里当“阳光妈妈”,与其他禁毒志愿者一起作吸毒康复人员的心理陪伴,很多吸毒康复人员都喜欢叫她“黄妈妈”。
“这份工作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十分不易。”黄永绂告诉记者,心理陪伴需要情感上的沟通与交流,要把吸毒康复人员当做自己的孩子一般给予认同、教育与引导,这才是“妈妈”二字的真谛。“黄妈妈”和其他“阳光妈妈”还定期组织戒毒康复人员参加趣味运动会,参加合唱团、舞蹈表演,举办《弟子规》讲座等活动。
“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跟我原来一样,不理解戒毒康复人员。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关心、关爱阳光家园。”黄永绂如今已是满头华发,她骄傲地说,“我们团队成员最小的只有5岁,我们希望用孩子的童心去改变他们扭曲的内心世界。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能够对他们多一点宽容,正确认识他们、接纳他们,这些人是受害者,社会的歧视,只会让他们再次受到伤害。”
“我的命、包括创业的机会都是党和政府给的,能接收安置一些戒毒康复人员,也算我为回报社会尽一份责任。” 阳光企业创业者 徐海波
铜仁市的徐海波受其哥哥影响,1994年开始吸毒,强制戒毒重返社会后,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贷款创办了一家宾馆和一个洗涤厂。而值得一提的正是他这段“创业史”。
“社会企业一般不愿聘用有吸毒史的人,有吸毒史的人也因自卑不愿出去找工作。当时我就在想,我的命、包括创业的机会都是党和政府给的,能接收安置一些吸毒康复人员,也算我为回报社会尽一份责任。”就这样,徐海波先后接收了21名有“吸毒史”的员工,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这些员工很快就能适应新工作环境。
此后,当地政府又对徐海波创办的宾馆、洗涤厂提供减税、免水电费等政策优惠扶持。徐海波的创业成功之路也是“阳光企业”自创模式的典范。贵州省各地区在“阳光企业”创办模式上,已逐步探索出政府领办、政府主办、政企合作、企业自创、企社合作五大统筹模式。
“戒毒者本人抱定必胜信念和决心,抵挡得住各种诱惑,否则之前的努力也会前功尽弃。” 强戒所医生 刘冬冬
“长期吸毒者,胃肠功能紊乱,多表现出消化不良和营养吸收不良,体质虚弱,抗病能力低下等症状。”贵州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医生刘冬冬告诉记者,“有些吸毒者为了个人名声,自己或在家人配合下自行戒毒,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干戒法’,吸毒不严重并自己有坚强的毅力者可试用此法。吸毒严重者或体弱者最好在专门的戒毒机构由医生给予治疗,否则不仅有痛苦还易发生意外。”
已逾不惑之年的刘冬冬,十多年来耳闻目睹形形色色的戒毒人员万余人,“通过服用药物,一般可以缓解戒毒者的生理依赖,然而,最为关键的心理依赖却极难根除,以致复吸,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戒毒者本人信心的缺失。”
在引导戒毒人员建立信心方面,刘冬冬给出了三点建议,首先是亲友,要密切关注吸毒人员的言行,生活上多关心,思想上多帮助,经常沟通交流,多做正面鼓励,与此同时还要留意与之交往的人员。其次是社会各界,要正确看待吸毒人员,不歧视、不冷漠,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充分关心和帮助。再次就是戒毒人员自身,因为即便是亲属也不能保证24小时全天候的监视,这时就需要戒毒者本人抱定必胜信念和决心,抵挡得住各种诱惑,否则之前的努力也会前功尽弃。
(文中吸毒人员及其家属均为化名)
图① 贵州省省长助理、省禁毒委副主任、公安厅厅长孙立成
图② 员工新婚夫妇给阳光妈妈敬茶
图③ 阳光企业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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