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度的司法公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提及“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笔者看来，这暗含着一个判断，即司法公正不仅仅是法院自我追求的程序性、形式合理性的司法公正，更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感同身受的有温度的司法公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中，提及“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笔者看来，这暗含着一个判断，即司法公正不仅仅是法院自我追求的程序性、形式合理性的司法公正，更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感同身受的有温度的司法公正。

    若干年以来，我国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司法，一直希望在专业化与大众化之间获得良好的平衡。因此，从作为内容的各得其所原则，到作为形式引导法官公正判决的一些程序性原则，如平等对待当事人，尽可能不偏不倚，必须在一切重要事实问题上听取双方的陈述，尽可能同一切的偏见进行斗争，司法公开等等，都是司法者自己不断加诸于自身的对于司法公正的陈述性表达。然而，司法者意欲达成的公正，如果没有社会一般群体的认同其为公正的表态性陈述，就无法成为真正的事实性陈述。

    作为事实性陈述的司法公正，关涉的是联系。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群众与司法者，构成了一个论证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所有的论证都应该是允许的，其目标是通过合意建立对公正的共识和承认。为达成此目的，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论证过程应该由公正的程序来框定和保障。有研究表明，程序方面有四个因素是人们判断何谓公正的核心要素，分别是参与机会（发言权）、论证场域中的中立性、权威的可信度以及人们尊严受到尊重的程度。有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权威可信赖的判断，往往是影响人们判断权威所采取的程序是否公正的主要因素。所谓获得尊严的对待和受到尊重，与人们所希望获得的结果并无实质性关联，但人们地位得到认可的重要性，却与冲突的解决存有特殊的关联。

    其二，论证中要关注参与者情感和行为中所包含的重要的伦理和道德因素。当下社会中的很多伦理观或道德观，在其根源上，是与某些特定的生活境况相联系。如“彭宇案”中，一审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所论证的“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实际上挑战了当下为人们所美誉的助人为乐道德观念，这种论证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形下，就很难达成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共识。不过，也有可能，某种伦理学或道德判断起初往往是纯粹直觉产生的，起初的情感会决定起初的表态。基于这种可能性，司法者需要把握的是，通过论证，将伦理上的判断纳入理性的范畴，即这种情感表态可以进行控制和辩护。以“许霆案”为例，广州中院一审判决，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将取款机定性为金融机构，是司法者认为该行为是严重的盗窃行为的“前见”在起作用，但一般群众的伦理上直觉则感觉：被害人有过错、许霆是弱势群体、许霆无主动恶性等，认为判决过重。该案再审判决坚持了盗窃金融机构罪的判决，同时对许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就是对群众情感表达的一种控制。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对此结果表示满意。

    其三，作为群众“感受到的公平正义”，首先应该是个案公正，然后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积累成的整体性司法公正。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每一个个案，都可能经历一审、二审、再审，因此不同级别的法院要注意论证的过程连续性，即充分利用程序法的时间界限，在论证的过程中不断缩小分歧，不断扩大共识。这源自，每一个论证基本上都是可能有缺陷的，因此原则上是可修正的。上诉审是最为关键的修正机会。在这种认知之下，法院在管理中就没有必要将上诉率、再审率，作为考核法官的指标。这种做法，反而会妨碍个案司法公正达成。

    从目前社会的舆论来看，司法腐败、司法行为不端，司法者职业伦理丧失，是为群众所非议的绝对不公正。就好比说，群众在很多情况下，可能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司法公正，但他们确实知道绝对的不公正为何，并且对此反映强烈。因此，当务之急，是先消除绝对不公正的因素，职业化伦理建设仍然任重道远。这是法院必须苦练的内功。

    除此之外，司法者不能过分沉溺于舆论对于某些敏感案件的评价而丧失主体性，司法公正原本就没有绝对性标准，是主观评价。但这个主观评价只能以实证的法律和客观的司法行为为基础，上述三点可以作为司法行为的参考。

    （作者 吕芳 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