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上”与“我本应然”
关于平安文化建设的断想
平安，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每个人不言而喻的应然追求，更是一个人民政府不能旁贷的责任。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作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协调政府各部门，依靠人民群众，综合运用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各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本世纪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平安建设的理念，通过“平安创建”这一载体细化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强化综合治理的效果。无论综合治理，还是平安建设，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平安建设的内容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平安质态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如何建成更高水平的平安，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公安政法部门不得不思考的课题。
2011年春天，江苏省盐城市公安系统在认真调研和探讨的基础上，决定率先探索开展平安文化建设，用文化建设平安，让平安成为一种文化。紧紧依托当地区域传统文化、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社区文化中心、当下流行文化、农村文化站和各种现代科技手段，通过多种途径和手段，加强平安知识的宣传、平安理念的灌输，促进平安行为的养成，推动平安民俗的培育，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影响和正面效果。
一
说到平安文化建设，人们首先想到的，什么是平安文化？
它或许是一种祈盼，书写在千家万户的对联里，响彻在年年岁岁的爆竹声中；或许是一声问候，在慈母望眼欲穿的担忧里；或许是一个安然无恙的凯旋，在每一个劳动者离家最近的归途里；或许是一种心态，在历尽沧桑、看透浮华后的叹息声中；或许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对生命的珍重和对生活的挚爱中；又或许是一种心境，是一种人生境界，就在我们庸常生活里。
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平安，它使无助者添依靠，让绝望者生遐想。
它或许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我们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无论哪一年，它都可以成为一个纪元年，因为我们每年都在创新，都在进步，有政治的、经济的，法制的、文化的，社会的、科技的，等等。1997年毫无例外地成为纪元年，不是因有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是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也就在这一年，江苏省公安厅在盐城地区试点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以后来被国务院表彰为全国模范基层单位的上冈交警中队为点，境内的204国道为线，创新开展平安大道创建活动，在依法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积极维护道路治安安全，开启了一个平安建设的新时代。
1999年3月底，公安部在盐城召开公路巡逻民警队建设座谈会，部署在102、107国道开展创建平安大道活动。平安创建活动以“平安大道”活动为先锋，迅速在全国范围展开。
2003年5月，江苏省委、省政府将“建设平安江苏、创建最安全地区”写入了省委十届五次全会和省人大常委会的决议，明确提出“争创最安全省份，打出江苏治安品牌”。同年中央综治委在“南昌会议”推出江苏“平安建设”的经验，“平安建设”在全国城镇乡村迅速展开。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全社会的治安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和政治安全得到明显加强。
但形势在不断地变化，人民群众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平安建设历经十余年，今后的道路该如何走，不仅成为我们管理者不得不思考的课题，也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
二
最近几年，有一个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西方人的名字，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研究其思想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人就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1891-1937)。葛兰西是20世纪初意大利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之一。他继列宁“政治领导权”之后，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认为,对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应先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再图政治领导权及整个国家政权,最终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即使革命成功后,也要继续牢牢抓住文化领导权。
我认为，葛兰西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的。
十年浩劫，人们尝尽了“无法无天”的苦，拨乱反正之后，人们最大的渴望是恢复法制秩序。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人们尝到了甜头，认识到了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对依法治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97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顺理成章地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进一步巩固了依法治国这一理念的地位。虽然依法治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现实的要求和人们的期望值还有很大的差距。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从过往历史中找答案，从他国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寻结果。回望悠悠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人们发现，秦王朝依靠法治而一统天下，并因严刑峻法和肆意践踏文化而瞬间覆灭；其后的西汉王朝却因大力开展文化建设而走向强盛，并形成生生不息的大汉文化和大汉民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家治理，仅仅有法制还不够。有人提出“善治”的理念，并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和阐发，然而什么样才叫“善治”，人们还是一头雾水。但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文化治理的重要性。法律是一个国家的秩序符号，公安、检察、法院等执法部门是一个社会的暴力符号。仅仅依靠法律和警察、法院是不够的。人民群众不能认同和接受执政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任何强制和暴力的效果都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人们关注和研究葛兰西，更多的是关注中国的发展方向，思考的是国家治理方式的变化，这是我们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自然契合。
一个政权合法性的产生和维护，除了用革命、法律等手段外，最主要的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建设。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法制日益健全的时代，无论是更好地推进法治建设还是作为法治的补充，都必须用文化这双无形的手，以其“至柔”克其“至坚”，以入于“无间”，达到“太上，不知有之”和“我自然”的境界。所谓“太上，不知有之”，就是说，最好的治理效果是“不知有上”，即不知道还有你这个执政者的存在，由于百姓接受了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并成为自己的文化，不自觉地溶入到自己的行为中去，因而产生“我本应然（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即“我自然”的感觉。有人在比喻那种融入血液之中的文化力量时说，四川的小孩哭了，给他一个辣椒就不哭了，而德国的小孩哭了，给他一个齿轮就行了。（《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刘哲昕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77页）没有人觉得这是文化的力量，然而，这就是文化！
三
平安建设之所以能迅速上升到党委政府层面、从地方推进到全国，是因为它是适应了人民群众的需要、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安全形势的需要。十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平安建设工作，把一个地方的平安安全作为品牌来建设，不断加大技防、物防、人防和平安建设的科技投入，并在政策机制上、宣传氛围上、社会力量动员组织上给予全力支持，在社会治安形势、生产安全形势可能恶化的情况下保持了大局稳定，特别是社会面上的多发性案件、一般生产领域的安全事故等方面得到有效控制。但通过调研，我们也发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大众的平安安全价值取向的问题。改革开放，鼓励人们发财致富，解放了人们公开追求财富的思想禁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物质文明建设，提高和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推动了社会向前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片面理解“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政策导向，出现不顾一切手段追求财富的现象，无视公共安全、自身安全和社会公德追求财富、追求效率，投机、赌博心理盛行，影响社会的平安，影响个人自身平安。
大众平安安全的主体意识问题。在中国，人们追求平安，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向外的传统，一个是向内的传统。向外就是把平安置于主体之外的对象，在古代，平安是神仙大佛的事，要平安向神仙大佛去求，在现代，认为平安是警察的事，要平安只能靠警察的维护；向内就是强调加强自身修养保平安。中国人加强个人修养与西方人又不同。西方人重视技能方面的培养，即“智”的培养，而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恰恰相反，不重视“智”的培养，而是重视个人“德”的修养。反映在保平安方面，对平安技能的学习不重视，而是强调个人品德的修炼，认为人不能做坏事，做了坏事就会得到上天的报应。然而，在当今物化的社会，就连这样的传统也几乎荡然无存。
大众的公共精神问题。有一个现象，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是有目共睹。即，你走进中国每一个公民家里，哪怕条件再差，也是干干净净，有条有理；但到了公共场所，不遵守公共秩序，随地吐痰、乱丢乱抛，等等，是屡禁不止。这就反映国人的公共精神问题。国人重视私德，不重视公德，只关心个人的小窝，不象西方人那样重视公共生活中的权利与义务。
大众的文化行为习惯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和特权文化悠久的古国。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形成自由散漫、凭经验办事、凡事喜欢取巧的习惯；而中国的特权文化，又是制度化的特权。每个人都以享受特权为荣，一个的价值体现，都是以取得更高一个层次的特权为目标。小农文化和特权文化融合在一起，反映在平安建设上，就是不守秩序。不守秩序，又反映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不知道守秩序，一个是知道既有秩序，是想办法能超越这个既定秩序。不管是哪一种，都会对社会造成混乱，成为平安建设的大敌。
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硬件投入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宣传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建设的问题。一个社会的治理，首要的是法律治理。但法律是事后的惩罚，且调控的更多的是人们公共生活领域的关系，在时间上它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是不完全的。因此，在法制治理的同时，还必须齐之以文化。文化是在法律之前用柔性的手段告诉人们，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该怎么做。人们把这些看成是以所当然的，自觉自愿地遵守。可以说法制是社会治理的保证，文化是补充和升华。二者相辅相成，缺少一不可。一个公民社会的建立，不仅是要有多少人达到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而且还要看有多少人在文化素养上跟上公民社会的本质要求。鉴于此，我们想到了文化。平安建设，也要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才有可能持续和长久，才有可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既是用文化引领平安建设的问题，但又不仅是用文化引领的问题，而是要让平安和平安建设成为大众的文化习惯，成为一种良好的行为自觉，达到“不知有上”与“我本应然”的境界，是一种无增长改善。
四
但，任何实践的创新，都必须有理论的创新作支持。
平安文化的各种现象虽然自古就有，但散落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行为规范。作为概念提出来，并系统地进行建设，现在是首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个新生事物。要大规模地推广和建设，必需要有系统而科学的理论为先导并作支撑。基于此，我们在积极探索实践过程中，同时深入开展平安文化理论研究，寻找规律特点和建设路径，并形成现在的小册子。
本书主要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概述：一是对平安文化的内涵、本质、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粗略的探讨；二是对传统平安文化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总结；三是从国家治理、平安建设的出路、百姓平安新需求的角度对开展平安文化建设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四是对平安文化建设路径进行大致梳理；五是对如何借助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平安文化建设进行提示；六是当前如何找准切点，利用新兴媒体、平安文化进校园、进企业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七是如何通过考核、平安品牌文化建设和平安文化产业化为平安文化建设提供持久的动力提出了我们的设想；八是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不同的维度，加强平安伦理道德建设和公民个人修养保平安提出我们粗浅的建议。全书力求脉络清晰，既有理论的探讨，又有实践的思考；既有传统的介绍，又有现代的描绘；既有政府层面的要求，又有对公民个人方面的建议。同时为避免抽象化，援引了大量的事例，以求能给读者留下形象化的记忆。
本书的理论创新和突破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次从理论上阐述什么是平安文化。平安文化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它就在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中，但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从理论上怎么表述，它自身有哪些特性，与我们已经有组织地开展的安全文化、法治文化是什么关系，等等，我们尽所能地进行了提炼、概括和辨析。
首次对平安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的描述。平安文化因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而产生，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融合，因而表现形式也就少了独立性，不免与其他文化交融在一起。我们细分缕析，仔细从远古的图腾文化、寺庙文化、封神文化、祭祀文化到建筑文化、史志文化等方面进行详细剖析和描述。
首次从政治学角度提出文化治理的理念。说到国家治理方式，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对对立的治理方式：人治与法治。在一般人的思想概念里，法治是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治理方式。人们过去提到文化治理，大多是从文化学上来说的，没有政治学意义上的意涵。我们在梳理国家治理方式时，大胆地把文化治理作为法治治理的进化和升级，作为法治治理的补充和升华，作为“善治”的一种实现方式，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观点。正确与否，有待实践的检验，但至少给我们的政治学者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
首次系统地探讨平安文化自觉实践的途径。传统的平安文化多是民众为生存需要自发的、无意识中形成的，现在政府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有意识地开展平安文化建设，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从平安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如何融入文化强国战略、如何依托当下的地方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如何借助国家的文化政策、如何找准建设突破点、如何保持持久建设动力等方面进行探讨，理出可操作性的工作思路，对指导平安文化建设实践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可以说如此系统地梳理和阐述也是第一次。
首次提出加强平安伦理道德建设之于平安建设的意义方法。人民群众既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的承载者。无论多少先进的价值理念，如果不能被人民群众认同和接受，并转化并自觉的集体行动，就不能成为文化。平安文化也不例外。我们首次提出修身保平安的理念，从平安伦理道德建设的角度，探讨加强公民个人道德修养保平安的途径，不无启发性。
“不知有上”，“我本应然”。这既是我们的希望，更是百姓的幸福！
（本文选自《平安文化概论》导论。《平安文化概论》一书由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作者简介：骆圣宏，男，1965年4月生，毕业于江苏省人民警察学校，自学中文大专、本科。江苏省大丰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指挥中心（办公室）主任。先后从事公安派出所、法制、预审、宣传、文秘等工作，在《公安研究》、《人民公安大学学报》、《青年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等期刊发表理论文章20多篇，并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表文学、新闻作品数百篇。主编有《平安文化概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