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副庭长刘黎的故事
跟着我，走出阴霾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副庭长刘黎的故事
“希望中国法律能够保护我，希望中国法官能够依法公正地审理案件……”法庭上，留着褐色齐耳短发的美国人Kim(李金)义正词严地陈述丈夫对她实施家暴的过程。
对面，一名中年男子坐在被告席上，将头转向一边，看也不看昔日的妻子一眼。
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在法官的主持下，庭审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法庭外，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纽约时报》等来自国内外40余家媒体的记者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人晃动着身体向里面张望，有人聚在一起小声地议论，反家暴组织的工作人员们则举着横幅声援李金……一时间，法庭的小院似乎成了全世界的焦点。
高端·乡土
法庭正在审理的是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离婚案，主持庭审的法官是奥运村法庭副庭长刘黎。
2011年10月，李阳的美籍妻子李金在微博上爆出李阳家暴。起诉到法院时，这件事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头一次见媒体这么大阵势。”这一次，刘黎这个审理过诸多涉外案件，身经百战的“老”法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能有半点差池，否则受损的不仅是当事人的利益，更是中国法官的形象，乃至中国司法的形象。”
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在刘黎的引导下，双方律师出示证据，陈述观点，庭审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两个小时后，庭审结束，刘黎走出法庭，直奔隔壁的另一个法庭。
“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
“啥？回避？”坐在原告席上的老农瞪大了眼睛。
“就是您对我们审理您的案子有意见吗？”刘黎解释。
“俺没意见，他把俺儿子撞伤了，医药费得赔俺。”老农回答。
“大爷，您怎么没请律师呢？需不需要我帮您联系法律援助律师？免费的。”刘黎问。
“不用，他撞了人就该赔钱，不用找律师。俺是外地的，来北京一趟不容易，你赶紧给俺判了，俺拿钱回去给俺儿子看病。”
“大爷，打官司要有证据，您说他把您儿子撞伤了，在哪撞的？您怎么证明……”
“我有交警开的证明！”
……
这个庭，刘黎完全没有了之前庭上的法言法语。
“冰火两重天”刘黎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
朝阳区是北京市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城区，经济发展活跃、商业高度发达、涉外因素密集，同时存在大量农村地区。
“在这里做法官，常常是刚开了一个很规范、很过瘾的庭，紧接着就会开一个很乡土的庭。”刘黎说。
回到办公室，刘黎翻看李阳离婚案的案卷。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审好，刘黎暗下决心。可要审好这个案子谈何容易。经过两次开庭，双方的争议焦点落在了财产分割上。
“李金很可怜，作为妻子，她对李阳的收入、财产及公司经营情况一无所知。”刘黎说。
李金提出的“天价”财产及股权分割请求让李阳十分恼火：“几年前，建新办公楼时，公司的资金链就断了，到现在公司一直是负债经营，我每个月的收入还不到一万块钱，让我上哪弄这么多钱给她！”
由于不掌握李阳的财产情况，起诉过程中，李金的诉讼请求变更了七八次，最后，无助的李金申请了法庭调查。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刘黎身上。
李阳到底有多少房产？个人收入有多少？哪些可以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为了查清这些事实，刘黎踏上了漫长的调查之路。
朝阳区房管局、海淀区房管局、东城区房管局……刘黎查遍了北京的每一个区县。之后，她又和同事一起4次南下广东，到广州和深圳调查李阳名下的财产。跑工商、查税务，刘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用的信息。为了查清李阳的个人财产，从北京到广东，刘黎把李金所有能想到的银行查了个遍，查到了李阳所有的账户，以及每个账户的进出账明细。
“从广东回来，这些材料装了满满两个旅行箱，我和同事的随身衣物只能放在双肩包里背回来。”刘黎笑了笑说。
所有的材料都查到了，如何梳理这些材料，从而分出共同财产，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那些天，刘黎白天开庭、调解，办理别的案件，晚上便一头扎进这些材料里，一笔一笔核对，一笔一笔计算，列出每一笔房产交易的时间，划分每一笔款项的进出账情况。几个月下来，李阳的所有财务情况被刘黎查得清清楚楚。
第四次开庭时，面对刘黎列出的详细的财产清单，一直不予配合的李阳惊讶不已。
财产查清了，如何将判决书制作得无懈可击，成了摆在刘黎面前的又一个问题。
为了做出一份事实清楚，说理清晰的判决书，刘黎查阅大量资料，字斟句酌，一遍一遍地改，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上万字的判决书，刘黎足足校了30遍。
最终，刘黎判决李阳支付1200万元给李金，李阳名下房产、股权及商标权归李阳所有，同时判决李阳支付李金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拿到这份措辞严谨的判决书，李金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当初家人朋友都劝我回美国起诉，现在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
感性·理性
刘黎喜欢看电影，喜欢看美剧，她很感性，是那种看电视剧会跟着剧情流眼泪的人。同事们都说，刘黎无论看戏还是办案，都很“入戏”。
“我曾经看见刘黎姐和一起交通事故案当事人的母亲坐在一个长凳上，两人一边说，一边一起抹眼泪。”奥运村法庭法官罗曼说，“她有一颗悲悯的心，对当事人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
那是2006年的秋天。小雯（化名）独自开车去机场，这一天，她要乘飞机到武汉开一个短会。五环路上，小雯的车和一辆停在内道，没有设置任何提醒标志的大货车追尾了。
“太惨了，整个车钻进了大货车下面，现场的照片，女孩血肉模糊，连模样都看不清了。”时至今日，提起这起案件，刘黎的声音仍有些哽咽，“老太太一来就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这么大的痛苦，法官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开庭前，刘黎姐把案卷里的现场照片抽了出来。她说‘太惨了，不能让老人看了再受刺激。’”奥运村法庭书记员张玉说，“每次处理交通事故案件，她都会提醒我们把现场照片抽出来。”
案件审结了，老人拿到了赔偿。刘黎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其实，对老人来讲，钱已经一点也不重要了。”
“刘黎姐不仅仅是以法律的理性和逻辑办案，更多时候，她是把冰冷的法律变成富有温情的道理。”罗曼说，“她身上有种佛性，她是把自己置身于案件之中，再努力把当事人从痛苦、挣扎中带出来。”
2011年，刘黎审理了一起被刘黎称之为“最黑暗的案件”。
2009年5月，李欣趁丈夫苏磊（均为化名）睡午觉时，将出生仅十天的女儿抱到洗手间，放在水盆内溺死。之后将孩子擦干，抱回床上。苏磊醒后，李欣谎称孩子睡觉时不小心被枕头捂死，要求丈夫不要报警。由于怕尸体腐烂，苏磊将婴儿尸体清洗后放入冰箱冷冻。
当晚，李欣承受不了内心的压力，向丈夫坦白了杀害亲生女儿的经过。苏磊报了警。李欣被刑事拘留后，北京市安定医院对其精神状态做了鉴定，结果为产后抑郁症，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
李欣被释放了，丈夫苏磊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妻子。为了女儿的事，苏磊常常和李欣及李欣的父母发生争执。最终，苏磊起诉到法院，要求李欣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精神损害抚慰金90余万元。
“这一家人一见面就互相指责。苏磊不停地说‘冷血，杀人凶手，还我女儿’，完全不顾及李欣的感受。而李欣在一旁若无其事，完全不像失去女儿的母亲。”刘黎紧皱着眉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家人，这么冷酷，这么残忍！”
刘黎无法理解，一个母亲会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也无法理解，一对父母可以若无其事地把自己孩子的尸体放进冰箱，她更无法理解，一对原本还算幸福的夫妻可以如此互相辱骂，如此残酷地对待彼此。
“每次开完他们的庭，我都难受得几天吃不下饭。”刘黎说，“中午开完庭，我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家人。”
难受归难受，案子还得审下去。刘黎认真研究了从公安机关提取的材料，并向专家咨询了有关产后抑郁的问题。最终，刘黎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前，刘黎和双方进行了一次深谈。从双方的冷漠残忍到家庭的责任，刘黎把自己的想法和立场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原本吵吵闹闹的一家人都低头不语。
“我把那些天的困惑、压抑、气愤全说了出来，通过我的责问和述说，让当事人清楚自己的行为，对我、对当事人都是一件好事。那天，一向冷漠的李欣哭得一塌糊涂。”刘黎说，“作为一个法官，不应仅仅审结案子，而应该通过案件审理，向当事人传达一个正面的价值观、人生观，尽可能驱散当事人心中积压的负面东西。”
痛苦·欢乐
“在法庭做法官，很痛苦。”刘黎口中的痛苦，不是法庭生活的枯燥乏味，也不是每年审结400多件案件的巨大压力，而是作为法官，“常常会看到一家人，原本是兄弟手足，或你侬我侬的夫妻，最后却形同陌路，甚至如仇人一般。”
刘黎审理过一起遗产纠纷案，兄弟两个为了争夺父亲留下来的一处房产，反目成仇，经常互相谩骂，甚至大打出手。“今天哥哥头上缠着绷带来了，明天弟弟拄着拐杖来了，两个人一见面就吵。”
开庭时，两人又吵了起来，互相数落对方的不是。刘黎试图制止，两人却吵得更凶了。刘黎索性让他们吵，自己在一旁静静地听。一个小时过去了，大概是吵累了，两人渐渐没了声音。
“吵完了？那么我说两句。咱们今天不说案子，咱们就事说事,你们自己想想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为了点钱，往老母亲门前泼屎泼尿，你们还好意思拿出来说？要不，咱们叫媒体过来听听你们的所作所为，或者叫你们的儿女来法庭，让他们看看自己的父亲整天都在干什么……有问题好好解决，解决不了，来法庭也是一个办法，你们整天这样闹，能解决什么问题，亲戚朋友、你们的孩子怎么看你们？”
刘黎的一番训斥，似乎点醒了这对兄弟。“以后在法庭，再也没见他们吵闹过。”
“对遇到困难的当事人，刘黎不仅仅是审理一起案件，解决一个事情，而是努力把当事人从生活的困扰和痛苦的泥沼中解脱出来。”朝阳法院副院长张雯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小罗和小宋曾经是一对情侣，同居4年，期间相互打过许多数额不等的欠条。分手后，两人便走上了漫长的诉讼之路。小宋拿出欠条要求小罗还钱，小罗也拿着欠条反诉小宋。一方胜诉，对方就上诉，二审维持，就打再审。这样来来往往打了多年的官司，双方家人也互相骚扰、谩骂，矛盾越积越深。
这一次，小宋又拿着一张6万元的欠条来了。
刘黎对这两人的事情也是头痛不已。“一对情侣，即使做不成夫妻，总还有些情分在，怎么能走到这一步？这样一直打下去，双方的官司还要打多久？”
于是，第二次开庭时，刘黎让两人把手上所有起诉的、没起诉的欠条都带过来。
刘黎数了数，一共30张。
“今天所有的欠条都在这了，我帮你们算算账。这第一笔，是金钱账，把你们各方的欠条累加，再两相抵消，不过2万元。这第二笔，时间账，如果按你们现在这种方式，把没起诉过的欠条都起诉，官司至少要再打10年。这第三笔，成本账，这几年官司打下来，你们两家都已经深陷其中，势同水火，长此以往，你们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大好的青春也都浪费了。想想你们这几年怎么过的？你们还要再这样过10年吗……”
一番话，让两人顿悟了。第二天一早，两人一起来到法庭，办理了撤诉手续，并当着刘黎的面把手里的欠条都撕了。
法庭生活有痛苦，也有很多欢乐。对刘黎来说，最大的欢乐就是那些淳朴的当事人带给她的感动。
2008年，奥运村法庭刚建好，还没通暖气。北京的冬天寒冷刺骨，刘黎在阴冷的法庭里开庭。
正在调解，被告突然站起身，来到刘黎身后，脱下自己身上的棉大衣，披在了刘黎身上：“这么冷的天，您这冻得哆哆嗦嗦还给我们开庭。今天这事，我什么都不说了，都听您的。别为这点事再把您给冻坏了。”
“这件事让我感动了很久。”刘黎说，“我只是履行法官的职责，当事人却会用很淳朴的方式给你十倍的回报。”
“几年前，来广营一个村子拆迁，有一家人为了拆迁款闹得不可开交，后来我过去把这事调解了。从那以后，他们家80多岁的老奶奶每年都会来法庭给我送来她亲手做的黄桃罐头。”刘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今年元旦刚结了一起案子，之后那老爷子经常给我写信。昨天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还说将来要把他的发明都给我，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嘱咐我一定要继续坚守公正，认真办案。”
“我处理的一起交通事故案，一个河北来北京打工的农民被大货车撞死了。案件很简单，处理完后，又过了好长时间，死者的老父亲带着孙子来到法院，让小孩给我鞠躬，说‘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法官是咱们的大恩人，将来有机会一定要报答她。’”
“我爱这份职业，虽然有时苦点累点，但它常常能够带给我生命承受不了的东西，督促我把每一件案子办好。”刘黎脸上依旧是自信而亲切的微笑。
这微笑，仿佛一抹阳光，照得人心里暖洋洋的，仿佛在说，跟我来，带你走出阴霾。（记者 陈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