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李阳于2011年8月对李金实施了殴打行为,造成李金头部、腿部多处受伤,致使李金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伤害,并最终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李阳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的构成要件,属于家庭暴力行为。”
庄严的法庭内,一位表情严肃的年轻女法官铿锵有力地宣读着对“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离婚案的判决,态度执著而坚定。这起引发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名人家暴案,在审理过程中曾充斥着不少争议和质疑,而最终,这份万字判决书凭借其扎实的调查和论证,实实在在地说服了每个人。这起案件也因此被冠以了“里程碑式”的意义。
承办这起案件的女法官正是刘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的副庭长。从事审判工作六年多来,类似这样的“经典”案例她已不知道判了多少,而在她已审结的逾2000件民事案件中,接触的涉案当事人超过7000名,至今仍无一信访、无一投诉。对于这个双“无”,别人问起时,刘黎只是腼腆地笑笑:“我可能是运气比较好。”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办案子一是特别细致,二是特有人情味,在作出公正判决的同时总能让百姓信服。
行程万里写出7页财产调查
2011年10月,被网络和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李阳与美籍妻子李金离婚案诉至朝阳法院,身为涉外案件专业合议庭审判长的刘黎,当仁不让地承担起本案的审理工作。
这样一起受到高度关注的案件,面临着“家庭暴力认定”这个法律难点,不少美国媒体甚至对中国法院能否公正判决表示了怀疑。而且,由于李阳的不配合,对李阳和李金的家庭财产状况进行全面调查也是刘黎不能回避的任务。正因为如此,在接办案件之初,刘黎就明确了审理此案的原则:不论外界如何关注,都不能扰乱正常的审判思路；不论案件结果如何,都必须有充分的依据和足够的说服力。
在这起案件历时一年多的审理过程中,刘黎翻阅了大量国内法和相关资料,并对《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和国外相关案例一一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了调查财产状况,刘黎带着书记员在北京、广州、深圳、长沙来回穿梭,行程达数万公里,把李阳在各地的房产、存款、商标权、股权等形式的财产都查得清清楚楚。
最终形成的判决书中,对于财产调查情况的陈述就多达7页。
2013年2月3日,朝阳法院对李阳离婚案公开宣判,刘黎最终作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并确认李阳的行为构成了家庭暴力。至于财产分割,由于法官已经对双方财产情况调查得细致清晰,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后来将此案评价为“中国里程碑式的家暴案件”。
记者了解到,除了李阳离婚案,老人误入“吃人井”坠亡案、北苑家园命案家属要求换凶宅案、地铁15号线大屯站搬迁租赁合同纠纷案等一批社会关注度高、疑难复杂的棘手案件都由刘黎一一“攻克”。办案,刘黎对自己要求很高:“对于法律的公正,我觉得不仅要让群众在每一个具体案件中都能切实感受得到,还要善于把个案变成风向标和标尺。”
从规则适用者到问题解决人
2012年5月,一对山西农村来京的老夫妻,吵闹着走进法庭,让法院主持公道。原来,老夫妻唯一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参加工作,就在一次与同事外出喝酒的途中,因交通事故不幸去世,事故的原因是喝酒的同事酒后驾车。为此,老夫妻二人将儿子的单位告上法庭,以单位对员工酒后出行不加阻拦为由,索赔近百万元。
案件怎么进行,才能真正化解这场悲剧引发的纠纷?刘黎想了又想,决定先找老人家认真谈一次。在与老人的这次约谈中,老人含泪讲述了自己养育儿子的含辛茹苦,还把儿子做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胸卡拿给刘黎看。那胸卡上年轻而充满朝气的面庞,让已身为人母的刘黎体会到了老两口的切肤之痛。整整一个下午,刘黎只是在耐心地倾听,轻轻地安慰。
随后,刘黎先是与司法局取得联系,为老两口争取到了法律援助,聘请了法律援助的律师。而后又主动和交通队联络,调取事故处理的案卷,详细查明了事故的具体情况。
最终,依据事实和法律,刘黎还是驳回了两位老人全部的诉讼请求。可拿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曾经大闹法庭的老两口显得异常平静:“之前,我们心里憋屈没地方说。现在,我们该说的也都说了,法官能帮我们的也都帮了。我们不闹了,回家好好过日子。”临走前,老人流着热泪向刘黎深深鞠了一躬,说了一句:“我们在北京遇到了好法官。”
像这两位老人一样,一个因交通事故失去丈夫的大姐带着七岁儿子向刘黎鞠躬,她说:“儿子,你要记住,这是咱家的恩人。”一个得到女儿抚养权的父亲在案件审结半年后,特意为刘黎带来了女儿考试第一的奖状……
这些事都让刘黎深深的感动着。她说:“这么多年,接触了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我越来越觉得其实让老百姓信任没那么难。群众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才来法院的,法官就应该让自己成为那个能为当事人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单单把自己当成一个规则的适用者。”
交通事故类案件审理“专家”
有人统计过,在刘黎审理民事案件的6年中,她审理了近400起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其中上诉案件仅有5件,无一发回重审或改判。法官都知道,交通事故类案件责任主体多、赔偿要求高,受害方及家属情绪波动大,审理起来非常麻烦。可刘黎偏偏就成了交通事故类案件审理的“专家”。
“审理过这么多交通事故案件后,我发现标的额在5000元以下的小额交通事故案件增长很快,2011年时就占到了我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的30%。这类纠纷涉及的赔偿数额小、双方争议也不大,为什么双方不能协商解决,非要跑到法院打官司呢?”审理的案子多了,刘黎始终对这个问题心存疑惑。为了找到答案,她专门制作了调查问卷,委托全庭法官向100件该类案件的当事人发放,并对这100件案件的后续审理情况进行了追踪。通过这次调查,刘黎发现,不能和解的原因除事故相对方不配合之外,有60%的当事人曾在诉讼前到保险公司理赔,可由于理赔手续繁琐,理赔条件苛刻等原因,最终都没能理赔成功。“当时我就想,要是保险的理赔手续能简化点,当事人就会省去很多麻烦,有些纠纷也可能在诉前就解决了。”刘黎说。
根据这份调查,2012年1月30日,刘黎向中国保监会发出司法建议,并最终促成保监会出台了《关于综合治理车险理赔难的工作方案》,就简化理赔手续、优化理赔流程及完善理赔纠纷调处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不仅如此,刘黎还从上千个道路交通案件中精选素材,组织庭里的法官们编写了一本名为《身边的“法律讲堂”》的道交事故维权手册,帮助那些遇到交通事故的当事人有效维权。
刘黎总说:“法官是个有灵魂有厚度的职业。能够通过每一次公正的审判让群众相信法官、相信法律是我的理想。”（记者 李松 黄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