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曙明
日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盗车杀婴”案被告人周喜军死刑，赔偿被害人亲属1.7万元。被害婴儿的父亲许家林表示:“对刑事方面(判被告人死刑)，我是满意的，但是民事赔偿方面，肯定是不满意的。”他已当庭提出上诉(5月29日《新京报》)。
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被害人亲属要求赔偿孩子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230万元，而一审判决仅支持了孩子丧葬费1.7万元。虽然被害人亲属已提出上诉，但依照目前规定，前景并不乐观。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见，目前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被排除在刑事被告人赔偿范围之外。对于被害人亲属这方面的主张，不仅刑事附带民事程序中不支持，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也不受理。就本案来说，只要精神损害要求得不到支持，被害人亲属得到的赔偿就一定非常有限。
两个月大的孩子被盗走、杀害，被害人亲属受到的伤害之深，不难想见。“悲剧发生后，爱人病倒住了很久的院。67岁老父因悲痛过度于5月10日辞世”(许家林语)，是我们能看到的直观结果。面对这样的伤害，被害人亲属居然得不到一分钱的精神损害赔偿，他们有理由不满。
有一种观点认为，对被告人的惩处，是对被害人及亲属的最大抚慰，无需再以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以国家名义追诉犯罪，属公法范畴;而就自己犯罪行为向被害人及亲属承担民事责任，属私法范畴。二者不存在谁替代谁的问题。“有伤害就有救济”是重要法治目标，而被害人亲属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向社会传递的信息是:“有伤害没救济”。
无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其本质内容，相关诉讼必须遵循民事诉讼的原则和规律。在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普遍确立的现实下，刑事案件民事赔偿将其排除在外意味着，受到最严重侵权伤害的被害人，反而得不到这方面的保护。这在法理上解释不通。
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案件民事赔偿的呼声，多年未停歇。一些地方司法机关也有探索。今年3月21日《中国妇女报》报道，广州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一起拐卖儿童案件，被告人赔偿被拐儿童及其父母5万元精神损失费。据报道，该案一审判决也是驳回精神损失费请求;二审判决之前，中院上报到广东省高级法院，又由广东高院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从判决得到认可看，多年“坚冰”有松动迹象。
再多的钱，也无法抚平被害人及亲属的心灵创伤。然而，当伤害已无法挽回，得到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各种抚慰，就是他们必须得到的公正。